美国时代周刊：中国丝绸业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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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时间：2006-08-14 16:58:00
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7月31日文章：中国丝绸行业的软肋（苏珊•雅克什/Susan Jakes）
费建明的办公室设在杭州城外的一家丝绸印染工厂里，他是这家工厂的厂长。费建明坐在那里，面前挂着一幅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画像。画面里的拿破仑威风凛凛地骑着前蹄腾空的战马，身披被风吹起的红色斗篷，手指指向天空，正准备翻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进军。这是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笔下描绘的这位法国征服者，而费建明的所挂的则是这幅画作的彩色丝绸印染复制品。他没有承认摆放这幅画像是否用来激励自己，但他解释说，这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工厂的丝绸印染技术。
但当费建明谈论起他的工作时，胜利、失败、征服，甚至意大利的主题渐渐突显出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家印染工厂的母公司达利（中国）有限公司（High Fashion China Company）跃升为中国国内最大的丝绸服装出口企业。这也让作为达利公司董事长的费建明成为这一行业内的带头人。丝绸行业对中国具有实际和象征双重重要性。丝绸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商品，也是与国家身份特征和对外商贸活动联系最密切的一项发明创造。费建明不无感慨地说道，“是丝绸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
也许我们应该说：“丝绸曾经让中国变得与众不同”。因为，如同很多其他商品一样，中国的丝绸产量在世界范围内仍位居前位，但就质量而言则已被后来者所赶超。现在，中国丝绸的产量虽然最大，但最高档的丝绸却产自意大利。
对费建明来说，杭州丝绸产业的这种衰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行业内的挑战。今年55岁的他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29年了，当厂长的时间也有17年了。他曾领导着工厂走出破产，进行国有产权改制，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他坦言道：“现在，我们有实力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我们也拥有编织和印染技术。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缺乏优秀的工艺。这使我们无法获得那种恰到好处的柔软、光泽和手感”。费建明的手摆动着，好像在触碰一块看不见的丝绸。“丝绸是中国的产品，但现在中国丝绸的国际地位却没有意大利丝绸高”，他痛心地说道，好像他个人应对此负责并因此感到惭愧似的。然而，看到欧亚间经济往来带来的新契机，费建明开始相信，将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失去的荣光，流失的遗产将会回归故土。“我们这代人有责任让中国丝绸重拾曾经的历史地位”，他感叹说，“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过程，找回中国丝绸曾经的那种美丽，我就知足了。”
重拾往日辉煌
在紧邻费建明办公室的那栋建筑里，数不清的卷状白色绸布缠绕在紧密排列成方阵形状的自动化丝网上。绸布空白区域内的设计图案层层叠加：首先是小黑点，然后是红线，再然后是少量色彩。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每一种新的图案都在丝绸表面发出刹那的光辉，然后便渗入其中。层层堆积后的丝绸上显现出支离破碎的图案，突然，机器的一个橡胶滚轴掠过聚集图案和底色的丝绸表层，整个图案就霎时显现出来——花卉、鸟虫或是一个自负的法国人。
丝绸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对层层积累而后瞬间突变这一时刻的迷恋。古代中国人可能是在试图弄清蚕如何破茧成蝶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丝绸的秘密。剥开蚕茧就是一种揭开自然之谜的尝试。
丝绸产品至今已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了，这也是许多中国人所认定的中华民族文明从发端至今的时间跨度。这一织物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杭州周边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杭州附近的湖州发掘出有4700年历史的丝绸绶带。现在，费建明工厂生产织物所用的生丝大部分还是湖州出产的。关于丝绸的文字记载曾出现在中国人用于记录最早期文字的甲骨上。最早反映中国人对最自我形象认知的青铜人像上也有类似刺绣花纹的图案设计。丝绸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过程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罗马人曾称中国为“塞勒斯”（Seres），这源于希腊语丝绸的意思——好像中国与她所拥有的最令人垂涎的产品是密不可分的一般。
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曾写到杭州（他称之为Kinsai，意为“天堂之城”），那时中国与波斯间的贸易交流已将加工蚕茧的技术传到了西方。此外，马可•波罗还提到政府从对丝绸商人征税中得到收益。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继续革新技术，采用国外的新鲜图案和款式。马可•波罗曾记载，蒙古人就曾穿着蚕丝与金粉混合纺出的绸缎——这是他们从波斯学习到的技术。在明、清两代，丝织品却多呈现出本土风格；杭州甚至出现了主要负责为皇帝及官员们缝制服装的作坊。
这种传统对杭州造成了深远影响。杭州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丝绸之府”，这一称号显示出对往昔辉煌的赞美，但杭州丝绸现在的状况却难符这一盛名。在杭州风景如画的西湖岸边，游客虽然仍可买到丝巾和阳伞，但那丝巾看上去与中国其他地方出售的丝巾并没有什么区别，而阳伞则是尼龙材质的。沿着马路走下去，中国丝绸博物馆感觉更像是一座纪念堂，里面尽是对宋纱明缎充满怀念之情的歌颂。
20世纪早期的旗袍收藏陈列是博物馆顶楼的主题。展品按照年代顺序陈列，游客可以了解旗袍图案风格随着年代发展的演变。人们会看到，端庄的锦缎面料和花卉图案很快就被印花丝质布料和丰富几何图案所取代。服饰具有典型的现代气息：富于创造力、大胆有新意、满怀希望。陈列的最后一组展品是20世纪40年代的服饰。
参与国际竞争的秘密武器
费建明边走边介绍着工厂里机器设备的特点和产地。有一台产自瑞士，另一台带有调节温度的控制盒，还有一些是日本产的。他快步走过几间高科技试验室，那里负责研发设计新的图案样式，并转制成印染丝网。“但是，说真的，这间工厂并不是那么先进”，费建明坦言道。一个新工厂的建筑模型正在那里陈列展示，但除此之外，费建明还有他自己的秘密发展战略。“那些意大利人在哪？”，他冲着电话大喊，“让他们到我这来。”
在工厂车间楼上的一间屋子里，马泰奥•费奥里（Matteo Fiori）和安德烈亚•齐焦蒂（Andrea Ziggiotti）正喝着速溶咖啡，房间里堆满了丝绸样品。这两人来自意大利的维琴察，是织物研发方面的专家。此时，他们刚从威尼斯回到中国。二人的工作就是帮助费建明预测产品发展趋势，在这方面，中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几乎没有能力与国外同行展开竞争。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工厂制成品进行细微的调整——增加褶皱、稀释色彩、切碎布边等。费奥里表示工作中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缺乏共同语言：“在意大利，我可以说，‘我希望布料如女士肌肤般柔软’，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去做了。但在这里，他们会说，‘什么？什么是女士的肌肤？’当然这主要是语言的问题。你遵照一定的步骤。他们做了两三次后也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费奥里拿出一对样品作为例子。一块布料是按照中国工序加工出的蓝绿色方巾，僵硬、缺乏光泽，而第二块按照意大利工序加工的同样质地的方巾，虽然拥有相同的颜色和重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色彩柔美，发出淡淡的光泽，并有着奶油般的质地。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
与费建明或迫于中国纺织品价格压力而停产的很多意大利商人不同，费奥里和齐焦蒂并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即使他们承认中国同事能在很短时间里掌握新技术，二人也并不担心在品位、风格方面来自于中国的竞争。当被问到是否担心有一天中国会在创新上超过意大利时，今年37岁的齐焦蒂向后靠了靠身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意大利的创新力就是”，他停顿了一下，并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意大利自己独有的创新力，你无法向人们传授创新力。那是一种感觉。你要么有这种感觉，要么就没这种感觉。”
而对今年34岁的费奥里来说，在杭州的工作令他兴奋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有像费建明这样的人。这些人有着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向顶级服装设计品牌出售少量纺织面料，其中包括阿玛尼（Armani）、克罗埃（Chloé）和华伦天奴（Valentino）。费奥里希望此类贸易量能有所增加，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将在这一行业大有作为。纺织业中重要的是要带着激情参与其中。不管是在中国、在印度或是在意大利，国界并不重要。我们能够将不同文明和文化融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一场战争。”
事实上，费建明与从事小规模家族产业的意大利人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如果把费建明生活的时间提前，他必定仍以制造丝绸为生。他的曾祖父费希斋（音）就曾在湖州养蚕，种植桑树。他的祖父费齐盛（音）则是一个纺织品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他们举家搬到了杭州，并在家旁边建成了一个小型的绸缎生产工场。费建明的父亲也一直经营家族的产业，包括北京的一间店铺在内，他们有多家店铺分散在全国各地。费建明对那时的丝绸并没有太多的记忆，但童年的他经常在曾放置祖父纺织机的空屋子里玩耍。
虽然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但费建明对国家丝绸产业复兴的忧虑远远超出对重获家族产业的渴望。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满足于让过去成为过去。但一想到杭州和中国，费建明就会感到不安。只有当他们重新夺回在世界纺织品舞台上的应有地位时，他才能感到满足。目前，他正致力于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开办蚕丝生产厂。作为杭州市丝绸行业协会的会长，费建明努力让人们了解更多先进的纺织专业知识。他前往意大利调研、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如何工作。他绘制的丝制中国地图，与中国第一批宇航员一起进入了太空。
不久前，费建明才知道他的大姐还保存了一块祖父留下来的丝绸。大姐并没有将丝绸作为传家宝，只是用它来包裹夏天睡觉用的竹席。费建明今年25岁的儿子也在他的这家公司工作，这已经是费家这一行业内的第五代传人了。或许有一天儿子也会这样使用丝绸，又或许他将把它挂在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当人们不再需要拿破仑•波拿巴时。
费建明的办公室设在杭州城外的一家丝绸印染工厂里，他是这家工厂的厂长。费建明坐在那里，面前挂着一幅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画像。画面里的拿破仑威风凛凛地骑着前蹄腾空的战马，身披被风吹起的红色斗篷，手指指向天空，正准备翻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进军。这是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笔下描绘的这位法国征服者，而费建明的所挂的则是这幅画作的彩色丝绸印染复制品。他没有承认摆放这幅画像是否用来激励自己，但他解释说，这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工厂的丝绸印染技术。
但当费建明谈论起他的工作时，胜利、失败、征服，甚至意大利的主题渐渐突显出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家印染工厂的母公司达利（中国）有限公司（High Fashion China Company）跃升为中国国内最大的丝绸服装出口企业。这也让作为达利公司董事长的费建明成为这一行业内的带头人。丝绸行业对中国具有实际和象征双重重要性。丝绸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商品，也是与国家身份特征和对外商贸活动联系最密切的一项发明创造。费建明不无感慨地说道，“是丝绸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
也许我们应该说：“丝绸曾经让中国变得与众不同”。因为，如同很多其他商品一样，中国的丝绸产量在世界范围内仍位居前位，但就质量而言则已被后来者所赶超。现在，中国丝绸的产量虽然最大，但最高档的丝绸却产自意大利。
对费建明来说，杭州丝绸产业的这种衰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行业内的挑战。今年55岁的他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29年了，当厂长的时间也有17年了。他曾领导着工厂走出破产，进行国有产权改制，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他坦言道：“现在，我们有实力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我们也拥有编织和印染技术。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缺乏优秀的工艺。这使我们无法获得那种恰到好处的柔软、光泽和手感”。费建明的手摆动着，好像在触碰一块看不见的丝绸。“丝绸是中国的产品，但现在中国丝绸的国际地位却没有意大利丝绸高”，他痛心地说道，好像他个人应对此负责并因此感到惭愧似的。然而，看到欧亚间经济往来带来的新契机，费建明开始相信，将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失去的荣光，流失的遗产将会回归故土。“我们这代人有责任让中国丝绸重拾曾经的历史地位”，他感叹说，“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过程，找回中国丝绸曾经的那种美丽，我就知足了。”
重拾往日辉煌
在紧邻费建明办公室的那栋建筑里，数不清的卷状白色绸布缠绕在紧密排列成方阵形状的自动化丝网上。绸布空白区域内的设计图案层层叠加：首先是小黑点，然后是红线，再然后是少量色彩。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每一种新的图案都在丝绸表面发出刹那的光辉，然后便渗入其中。层层堆积后的丝绸上显现出支离破碎的图案，突然，机器的一个橡胶滚轴掠过聚集图案和底色的丝绸表层，整个图案就霎时显现出来——花卉、鸟虫或是一个自负的法国人。
丝绸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对层层积累而后瞬间突变这一时刻的迷恋。古代中国人可能是在试图弄清蚕如何破茧成蝶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丝绸的秘密。剥开蚕茧就是一种揭开自然之谜的尝试。
丝绸产品至今已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了，这也是许多中国人所认定的中华民族文明从发端至今的时间跨度。这一织物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杭州周边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杭州附近的湖州发掘出有4700年历史的丝绸绶带。现在，费建明工厂生产织物所用的生丝大部分还是湖州出产的。关于丝绸的文字记载曾出现在中国人用于记录最早期文字的甲骨上。最早反映中国人对最自我形象认知的青铜人像上也有类似刺绣花纹的图案设计。丝绸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过程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罗马人曾称中国为“塞勒斯”（Seres），这源于希腊语丝绸的意思——好像中国与她所拥有的最令人垂涎的产品是密不可分的一般。
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曾写到杭州（他称之为Kinsai，意为“天堂之城”），那时中国与波斯间的贸易交流已将加工蚕茧的技术传到了西方。此外，马可•波罗还提到政府从对丝绸商人征税中得到收益。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继续革新技术，采用国外的新鲜图案和款式。马可•波罗曾记载，蒙古人就曾穿着蚕丝与金粉混合纺出的绸缎——这是他们从波斯学习到的技术。在明、清两代，丝织品却多呈现出本土风格；杭州甚至出现了主要负责为皇帝及官员们缝制服装的作坊。
这种传统对杭州造成了深远影响。杭州人把自己的家乡称为“丝绸之府”，这一称号显示出对往昔辉煌的赞美，但杭州丝绸现在的状况却难符这一盛名。在杭州风景如画的西湖岸边，游客虽然仍可买到丝巾和阳伞，但那丝巾看上去与中国其他地方出售的丝巾并没有什么区别，而阳伞则是尼龙材质的。沿着马路走下去，中国丝绸博物馆感觉更像是一座纪念堂，里面尽是对宋纱明缎充满怀念之情的歌颂。
20世纪早期的旗袍收藏陈列是博物馆顶楼的主题。展品按照年代顺序陈列，游客可以了解旗袍图案风格随着年代发展的演变。人们会看到，端庄的锦缎面料和花卉图案很快就被印花丝质布料和丰富几何图案所取代。服饰具有典型的现代气息：富于创造力、大胆有新意、满怀希望。陈列的最后一组展品是20世纪40年代的服饰。
参与国际竞争的秘密武器
费建明边走边介绍着工厂里机器设备的特点和产地。有一台产自瑞士，另一台带有调节温度的控制盒，还有一些是日本产的。他快步走过几间高科技试验室，那里负责研发设计新的图案样式，并转制成印染丝网。“但是，说真的，这间工厂并不是那么先进”，费建明坦言道。一个新工厂的建筑模型正在那里陈列展示，但除此之外，费建明还有他自己的秘密发展战略。“那些意大利人在哪？”，他冲着电话大喊，“让他们到我这来。”
在工厂车间楼上的一间屋子里，马泰奥•费奥里（Matteo Fiori）和安德烈亚•齐焦蒂（Andrea Ziggiotti）正喝着速溶咖啡，房间里堆满了丝绸样品。这两人来自意大利的维琴察，是织物研发方面的专家。此时，他们刚从威尼斯回到中国。二人的工作就是帮助费建明预测产品发展趋势，在这方面，中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几乎没有能力与国外同行展开竞争。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工厂制成品进行细微的调整——增加褶皱、稀释色彩、切碎布边等。费奥里表示工作中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缺乏共同语言：“在意大利，我可以说，‘我希望布料如女士肌肤般柔软’，然后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去做了。但在这里，他们会说，‘什么？什么是女士的肌肤？’当然这主要是语言的问题。你遵照一定的步骤。他们做了两三次后也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费奥里拿出一对样品作为例子。一块布料是按照中国工序加工出的蓝绿色方巾，僵硬、缺乏光泽，而第二块按照意大利工序加工的同样质地的方巾，虽然拥有相同的颜色和重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却色彩柔美，发出淡淡的光泽，并有着奶油般的质地。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
与费建明或迫于中国纺织品价格压力而停产的很多意大利商人不同，费奥里和齐焦蒂并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即使他们承认中国同事能在很短时间里掌握新技术，二人也并不担心在品位、风格方面来自于中国的竞争。当被问到是否担心有一天中国会在创新上超过意大利时，今年37岁的齐焦蒂向后靠了靠身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意大利的创新力就是”，他停顿了一下，并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意大利自己独有的创新力，你无法向人们传授创新力。那是一种感觉。你要么有这种感觉，要么就没这种感觉。”
而对今年34岁的费奥里来说，在杭州的工作令他兴奋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有像费建明这样的人。这些人有着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已经开始向顶级服装设计品牌出售少量纺织面料，其中包括阿玛尼（Armani）、克罗埃（Chloé）和华伦天奴（Valentino）。费奥里希望此类贸易量能有所增加，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将在这一行业大有作为。纺织业中重要的是要带着激情参与其中。不管是在中国、在印度或是在意大利，国界并不重要。我们能够将不同文明和文化融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一场战争。”
事实上，费建明与从事小规模家族产业的意大利人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如果把费建明生活的时间提前，他必定仍以制造丝绸为生。他的曾祖父费希斋（音）就曾在湖州养蚕，种植桑树。他的祖父费齐盛（音）则是一个纺织品商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他们举家搬到了杭州，并在家旁边建成了一个小型的绸缎生产工场。费建明的父亲也一直经营家族的产业，包括北京的一间店铺在内，他们有多家店铺分散在全国各地。费建明对那时的丝绸并没有太多的记忆，但童年的他经常在曾放置祖父纺织机的空屋子里玩耍。
虽然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但费建明对国家丝绸产业复兴的忧虑远远超出对重获家族产业的渴望。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满足于让过去成为过去。但一想到杭州和中国，费建明就会感到不安。只有当他们重新夺回在世界纺织品舞台上的应有地位时，他才能感到满足。目前，他正致力于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开办蚕丝生产厂。作为杭州市丝绸行业协会的会长，费建明努力让人们了解更多先进的纺织专业知识。他前往意大利调研、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如何工作。他绘制的丝制中国地图，与中国第一批宇航员一起进入了太空。
不久前，费建明才知道他的大姐还保存了一块祖父留下来的丝绸。大姐并没有将丝绸作为传家宝，只是用它来包裹夏天睡觉用的竹席。费建明今年25岁的儿子也在他的这家公司工作，这已经是费家这一行业内的第五代传人了。或许有一天儿子也会这样使用丝绸，又或许他将把它挂在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当人们不再需要拿破仑•波拿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