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0—1958年，我国就曾征收过利息税。起初的税率是10％，按比例征收，后来降为5％。1958年以后停征。1993年，我们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做了个人利息所得应该纳税，但暂时免征的规定。也就是说，对利息征税，法律上早有依据，它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税源，单独课征，只不过当时没征罢了。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了原来的免税条款，利息税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恢复了。
　　目前，我国的利息税实行比例税率，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按个人的承受能力来衡量，富人和穷人同比例纳税，前者的负担轻，后者的负担重。所以和累进税率比起来，比例税率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事实上，我们选择比例税率是有原因的。当初开征利息税时，还没有实行存款实名制，现在虽然实行了，但银行却没有联网，因而难以汇总个人的利息所得，累进税也就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可就是没法“累进”，不如实行比例税率，简洁明了，省心省力。但国家在征收利息税的同时，提高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标准，增加了对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补贴。这也可以看做是对比例税率缺陷的弥补，虽然不能完全抵消其影响，但缺憾毕竟会小一些。 
　　我们的利息税，是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开征的。人们期望它能刺激消费，启动需求。但利息税要发挥更大功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老百姓崇尚节俭，现在虽然比以前富了，可花钱的地方也多了，不留点积蓄怎么得了。光靠利息税，能把多少存款从银行“挤”出去？这方面，我们可以学学国外。在瑞典，存款利息也得上税，但贷款利息有补贴，而且贷款越多，补贴率越高。比如有人要买房，贷款10万瑞典克朗，政府贴息21％，贷款100万克朗，则贴息30％。这样，一边课税，一边补贴，人们乐得向银行借钱，用于消费，效果更好一些。 
　　人们常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用来劝戒投资者的。同样的道理，银行集中了过多的存款，风险太大，也不是件好事。现在，我们的居民储蓄已突破7万亿元，很多人把它比作“笼中虎”，开征利息税，就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从长远看，融资渠道当然还是多一点为好。但对这一点，我们也不可估计得过于乐观。资本市场“水”太深，不是小额投资者弄潮的地方。因此，以为一征利息税，就能把存款赶进资本市场，恐怕也不现实。作为配套措施，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展机构投资者，比如投资基金，为老百姓代为理财，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而且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总之，要想通过利息税来优化金融市场，拓宽融资渠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源：《经济日报》11月19日/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