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共商应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对策。虽然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未能出席，但人们仍然对这个被誉为“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会议充满了期望。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全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一项基于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但是，仅仅只有是一场峰会，我们还不能指望有类似的突破。

　　我们先谈谈召开这次会议的时机。布雷顿森林协定并非如神话那般，只开一次会议就能敲定。那是经过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与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经过数年的讨价还价才产生的。

　　这次会议召开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风急浪尖之时，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准备，因此达成的结果可能缺乏重大的创新，提交的方案也极有可能考虑得不够周全。此外，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由刚刚取得第四次总统大选胜利的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主持的，而这次峰会的主持却是支持率跌落到冰点的布什，因此大概直到奥巴马宣誓就职后，我们才能指望有一个精明的领导能在会议上发号司令。

　　其次，这次全球金融会议比战后的复杂得多。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怀特与凯恩斯就一些基本而简单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监管汇率的法规以及美元作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所发挥的作用。而这次会议的挑战复杂得多，不仅涉及主权国家的行为，还有私营公司和深藏不露的金融工具所发挥的作用。华盛顿峰会的议题囊括如何规范全球金融市场和多国公司(包括银行、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建立新的核算惯例和银行资本储备的国际标准，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以进行早期的预警和应对信贷危机。这些协议能否奏效需要时间的检验。

　　第三，就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而言，美国已经严重萎缩，而全球其他经济大国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44年，美国占据着难以撼动的领导地位，而且有足够的能力为所欲为。当时美国每年的产出占世界一半，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并承担大量的全球信贷来源。而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债务最沉重的国家之一，它的全球杠杆作用已大不如前了。尽管最近欧洲表现出取代美国的无比自信，但仍然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继任者能承继美国的霸权，他们也不具备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能力。随着我们进入一个金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无极”时代，再牢固的领导者也正面临着国际政治漂移的风险。

　　事实上，主要领导权的扩散使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制度变得更加困难。罗斯福的美国与丘吉尔的大英帝国在战时达成协议是那么弥足珍贵，而参与会议的20国集团不仅汇集了发达的民主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南非和沙特阿拉伯，要达成共同的协议更加难上加难了。

　　但是，在历史上可以找到相似的情况。二战结束后，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希望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补充体系。然而，在一个更大的多边论坛上，英美两国的金融谈判成果是不可能被复制出来的——美国希望通过这个多边论坛寻求开放的世界经济，却受到那些希望通过介入论坛来追求它们自身利益的国家的重重阻挠。比如欧盟主张建立适用新金融环境的新的法规，但美国不会同意。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布雷顿森林协定仍然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怀特和凯恩斯所面对的挑战是他们的同行今天同样要面对的：如何在开放市场实现经济增长，与防止公民扰乱全球经济所必需的法规和干预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

信息来源：21世纪网　帕特里克/文 一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