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党主席、前贸易部长斯瓦密：
　　中印应大力推进市场化以预防危机 　　
　　
　　
　　·编者按·
　　在一个资源全球化流动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的金融体制可能面临更多风险。拉美曾经被期望超过北美，日本曾经被期望超过美国，亚洲四小虎的奇迹曾经炫目一时。但他们都在一场金融危机后，昔日不再。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宏观经济发展被人大加赞许，然而如果不推进金融改革，昙花一现的故事或许还会重演。印度人民党主席、印度前贸易部长斯瓦密博士提醒我们，印中要突破各种约束，推进市场化，防止金融危机，吞噬经济发展前景，实现持续增长。是为倾听印度系列之六。
　　
　　起初，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态势明朗，但随后因为一场金融危机而趋于衰退，再也无法恢复到先前的发展势头。经济史上这样例子为数不少。比如过去拉美和现在东亚都是这样。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西欧，经历持续增长，取得并一直保持了发达国家的地位。
　　因此，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和印度在未来20年是将保持现有的速度(最近10年)或更快的速度持续发展，还是将双双走缓或遭遇“泡沫破裂”？从今往后的20年里，中印两国到底会走向这双岔路的哪一条？
　　2001年全美经济史联合会上，Richard　Sylla在做主席发言时认为，金融体系充分与否，是决定这两个国家未来将处于哪一阵营的先决条件。由此，中国和印度看上去无疑会陷入第一类阵营，重蹈拉美和东亚国家的覆辙，除非这两个国家能够对她们各自的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
　　印度和中国已经出现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曾经困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征兆。今天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两个国家能否改革各自的金融体系，以在不久的将来抵御金融危机、实现持续增长；还是受到某些约束，中印难以开展此类改革，从而陷入危机？
　　两个国家都存在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制约，以致必要的改革难以实施。因此金融危机似乎极有可能发生。
　　
　　危机令往昔难再　
　　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金融资产或债务工具来进行资源配置，实现最高的回报或经济增长的最大化。
　　这种作用蕴含于“金融架构”之中。金融架构包括：制度监管者；会计和交易透明化的国际标准；企业对管理层、股东和其他股民的治理规则；银行业的监管条例，比如巴塞尔协议II中列明的用于限制软预算和防范道德风险的条例。
　　而体系能否通过这些规则来实现相应功能并保持稳定有赖于：宏观经济基础；结构特征；制度质量。根据当前的国际标准，中印两国都有着较好的宏观经济基础，这两大经济体将越来越强，并将在未来成为全球增长的动力。这种观点，正符合了两国政策制定者的心愿，但不能忘记经济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乐观看法最后都蒸腾消解。
　　危机可能会在黎明前突然爆发。
　　在某一阶段，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被认为要比北美更富有和充满活力。但在19世纪末，这一看法被扭转了。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以为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即将可以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观点烟消云散。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将会赶超美国，日本人那时买下价值连城的房地产并成为美国大企业的所有人。但那种趋势到现在已改变。
　　对于“亚洲猛虎”的奇迹，世行曾发布《东亚奇迹：东亚大力倡导的出口导向性自由贸易战略》一文，表示这些经济体有了“正确的基础”，暗示其他的国家没有。但随后1997年的金融危机令世界银行困窘不已。
　　
　　宏观良好源于金融挤压
　　中国和印度在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是源于对其金融体系的不断挤榨，而不是通过改革、培育金融体系而获得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家是以牺牲她们各自的结构性变量和制度质量来确保宏观经济基础的。
　　结果，两国银行业和财政部门的结构变量里都暗藏隐患。两国金融体系的制度发展也与日益全球化的要求相脱节，似乎还受制于前苏联时期的保守规则，交易也不够透明。
　　按现在的结构，两国银行部门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内在挑战时，其内部治理缺陷将会显现。这是因为：(1)该部门为政府所有，而不能在市场原则下自我调节。(2)缺乏现代的、慎密的监督和管理规范。(3)软弱、不透明和非独立的监管机构。(4)指令性贷款和财务控制。除此之外，因为存在大量的附加负债和无法降低的财政拨款，如补贴、利息支付和防务开支，令财政软弱。
　　而且，这两国的金融系统是以银行和预算为中心的，股票市场还规模很小，债券市场也不发达。
　　由于这两个因素，中印的金融体系将遭受双重困难，导致整个系统绩效低下，只能对资源进行次优配置。
　　
　　三位一体的金融陷阱
　　根据以往经验，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打击是依照三条不同的因果关系路线展开：外汇的出逃引发银行业的崩溃，从而触发财政危机；银行业的崩溃导致财政危机，从而引发了外汇的出逃；财政危机触发银行业危机，从而引发外币的出逃。
　　第一条路线已经在1997年东亚泡沫破灭中见证。中印将会沿着哪条路进入不可预期的金融危机？两国金融当前确实都面临着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不过问题的种类不同，需要不同的措施来矫正。中印将遭遇的金融危机不同于1997年由货币危机引发的东亚金融危机。
　　即使有健康的宏观经济基础为前提，国家依旧可能遭受金融危机，这是由于政策的不匹配造成的。比如“邪乎的三位一体政策”。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本账户自由兑换(CAC)、固定或钉住汇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M3以每年大于15%的速度上升)三者同时出现，货币危机就很有可能发生。现在，中国具备了三者中的前两点或三点，印度具备了第三点。
　　中国和印度在CAC上的缺乏可以被认为是免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但正如印度在1990-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中发现的，这种“绝缘”不能成为抵制所有货币市场病毒的防火墙。
　　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危机最先将由银行业的失败导致，而印度的诱因则是中央和省级政府预算中的财政赤字。
　　
　　冲破约束推进金融改革
　　由于政府对软预算约束和“政策性贷款”的坚定承诺，中国的银行已接近破产。现在我们尚可以通过政府对银行注资来避开危机。但这方法用不长久。
　　印度的公共财政受害于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政府陷入了债务陷阱。而且，对国防、补贴、各省拨款、养老金、利息支付和工资的预算分配在政治上都不可减少，而这些占到了预算收入的95%，根本没有空间配置资源。即政府陷入债务陷阱中，也不得不借贷。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很久。
　　两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的纠正措施，当前金融体系就将趋近危机。在2004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中国总理在关于银行体制改革的讲话中表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在2004年7月印度计委副主席告诉每日新闻说，印度正在经历一个“全面的财政溃败”。不过，由于政治上的制约，2004年起至今，两国政府都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表面的纠正措施远远不足以抵制危机。
　　然而，大胆的改革需要更加自由化、民营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如果缺少了这些，那么两国都将无法扭转走向危机的趋势，无法防止相应的增速减缓。
　　

　　Subramanian　Swamy本报资料
　　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印度人民党主席，前贸易部长。1965年荣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2001年起至今，每夏季学期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此前任过哈佛教授(1964—1969)和印度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9至1991年)

信息来源：２１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