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折射外贸政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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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10-16 14:05:00
■ 核心提示
50年来，广交会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如影随形，作为对外贸易的方向标和晴雨表，广交会给我国的进出口形势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参照。从参展客商的比例结构变化到组团模式与展区设置的更迭，以及常设机构顺应外贸体制的变革而革新无不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贸政策的变迁。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之迫切也在近几届广交会上显露无遗：从追求规模性增长向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导向的质量提升发展成为各个出口行业面临的挑战。
广交会一直是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我国外贸政xf策变迁的各色光。
1958年，广交会第一次迁址。
据已经82岁的何耀彬老伯(曾是广东省对外贸易局业务处主办科员，负责早期广交会的筹备和宣传工作)对媒体回忆，当年外商对广交会的反映和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但也有外商对广交会这种“只卖不买”的形式有意见，希望中国通过交易会也可以进口一些东西。
于是1958年秋天，《人民日报》找到何耀彬等人，请他们为即将举行的秋交会期间发表的一篇社论供稿。于是一篇题为《祝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的评论员文章于1958年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中提及一个敏感问题：根据外贸部的决定精神，特别重申“在交易会中，我国各外贸公司除了与各地贸易界人士谈判出口贸易外，凡是符合我国经济建设需要的物资，也可同时在交易会内酌情购进。”
这是广交会有卖有买贸易原则的开始。
筹建国外来展打开新窗口
“1980年，为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领导让我筹办日本YAMAHA摩托车展览会。”原广交会大会办副主任、从事国际贸易40年的中月光对媒体回忆道，拿着时任副省长的曾定石的批文，他奉命赶赴北京，面报贸促总会、外贸部和一机部领导。经周化民、韩念龙副部长联合签署外贸部、外交部文件后，又上报余秋里、陈慕华、王任重、姚依林、耿飙、谷牧六位副总理批准。
手捧国务院批文，中月光如获至宝，欢天喜地。举世瞩目、轰动一时的国际展览会，终于如期在广交会展览馆开幕了。
那是广州乃至中南地区，20多年来、破天荒的首次国外来展，也是又一个对外窗口的打开。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惟一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国家。在此前的100年中，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要么是强盗式的以强凌弱，要么支持中国的地方军阀以图瓜分利益。但中国必须偿付这些援助，苏联人几乎没有提供过无偿援助。而且，中国只得到了两笔小额贷款，第一笔只有3亿美元，第二笔为1.3亿美元。
1954年后，中国再没有得到大笔的外资。而自1957年与苏联决裂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几乎对外界关门。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窗口职责，由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承担。每年两届交易会的出口成交总额在同期全国出口总额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交易会的出口成交总额占全国同期出口总额的41.7％。
参展外商比例结构发生变化
广交会举办初期，日商应邀到会人数占广交会外商(港澳华商除外)到会总人数的32％。1958年，中日关系恶化，秋季交易会终止了对日本商人的邀请。1960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中日政治和贸易三项原则，从1961年春季开始，广交会有选择地向40户日本民间友好商社发出了邀请。到第89届广交会日本客商到会5264人，数量仅次于港、台地区和美国，居第四位。
美国商人也从1972年秋交会的60户，发展到第89届的6895人。美国成为广交会一个重要的贸易成交对象。
1958年秋交会，欧共体国家应邀参加广交会的有179人。至2001年第89届广交会，欧盟十五国到会客商人数达到10710人。近八届广交会，欧盟、美国客商占全世界客户的平均比例为18.72％。
50年代港澳客商占交易会客商总人数的8成多，近年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的不断推进，港澳客商到会及成交增幅有所下降。
在贸易方面，祖国大陆首先对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1979年开始主动邀请台商参加广交会，并于1980年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港采购台湾产品，仅第一批轻工产品合同金额即达8000万美元。目前，台湾是大陆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常设机构顺应时势而革新
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广交会打破计划经济的垄断，国家所属的各部委所生产的民用产品被允许参加广交会。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及外贸体制的不断发展，广交会顺应时势进行了不断的革新和完善。这首先表现在其自身的常设机构上。
1957年3月成立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作为广交会的常设机构，是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办和广东省外贸局属下的一个处级建制的事业单位。1968年为加强对广交会常设机构的领导，以适应广交会发展的需要，将广交会期间和闭幕后名称统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革开放政策给广交会常设机构带来了新的生机。1979年国务院批准广交会常设机构改为企业性质的单位，并于1980年成立广州对外贸易中心。
1988年，中国(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改为集团性企业，改名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广交会的企业化管理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了广交会场馆及其设施的作用。
我国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向出口商部分或全部返还政府对出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来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效刺激了出口的增长。这在广交会的成交额上也有所反映。第99届广交会成交额已突破300亿美元。
但在第99届广交会上，出口企业的成本压力增大，原材料上涨、运费提升、出口退税率调低等因素都无法回避；再加上贸易壁垒的威胁，企业练内功的紧迫性更加严峻。对此类情况，今年3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成立了“战略发展研究部”，也在实际上将广交会的发展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组团模式与展区设置变脸
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广交会的组团方式和组展方式也几经变革。
初期的广交会主要根据经营商品大类划分交易团和安排展位。1993年春交会(第73届)实行了省市组团、按团设馆的改革，改变了几十年来由专业外贸总公司为主组团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各省市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出口成交。但按团设馆改变了过去按商品分类布展的整齐格局，使展品分散、雷同和重复，不利于客商看样成交。因此，在此基础上于1994年秋交会第76届实行了“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局”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组展方式的改革，使组团和组馆工作分别由省市和商会负责，双方分工合作，馆团结合，共同做好组织、协调、管理工作。
这次改革尤其是把六大商会推上管理的前台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布局水平以及参展企业和商品的素质，使广交会面貌一新。改革以后的广交会向国际精品博览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观察
广交会面临转变增长方式考验
中国外贸不平衡的增长方式问题在广交会上的反映日益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赵晋平说，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张“奖出限进”，以至于使贸易顺差在近年来发展成为影响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政府已把实现外贸平衡的目标列入“十一五”规划，通过“小步慢跑”的方式来稳步调整政策、刺激进口、优化出口结构被普遍视为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是当中国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世界贸易排名提升到第三位的时候，中国外贸面临着转变增长方式的新考验。
“广交会同样要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办展要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以质取胜”战略和品牌战略的实施，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
这一转变表现为，第９５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品牌展区；第９６届，占展位总数７．４％的品牌展区成交５２．５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１９．３％。第９７届广交会的品牌展区展位达３３６５个，比上届增加６２％，占展位总数的比例也提高到１２％。
广交会给我国进出口形势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参照。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50年来，广交会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如影随形，作为对外贸易的方向标和晴雨表，广交会给我国的进出口形势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参照。从参展客商的比例结构变化到组团模式与展区设置的更迭，以及常设机构顺应外贸体制的变革而革新无不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贸政策的变迁。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之迫切也在近几届广交会上显露无遗：从追求规模性增长向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导向的质量提升发展成为各个出口行业面临的挑战。
广交会一直是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我国外贸政xf策变迁的各色光。
1958年，广交会第一次迁址。
据已经82岁的何耀彬老伯(曾是广东省对外贸易局业务处主办科员，负责早期广交会的筹备和宣传工作)对媒体回忆，当年外商对广交会的反映和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但也有外商对广交会这种“只卖不买”的形式有意见，希望中国通过交易会也可以进口一些东西。
于是1958年秋天，《人民日报》找到何耀彬等人，请他们为即将举行的秋交会期间发表的一篇社论供稿。于是一篇题为《祝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的评论员文章于1958年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中提及一个敏感问题：根据外贸部的决定精神，特别重申“在交易会中，我国各外贸公司除了与各地贸易界人士谈判出口贸易外，凡是符合我国经济建设需要的物资，也可同时在交易会内酌情购进。”
这是广交会有卖有买贸易原则的开始。
筹建国外来展打开新窗口
“1980年，为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领导让我筹办日本YAMAHA摩托车展览会。”原广交会大会办副主任、从事国际贸易40年的中月光对媒体回忆道，拿着时任副省长的曾定石的批文，他奉命赶赴北京，面报贸促总会、外贸部和一机部领导。经周化民、韩念龙副部长联合签署外贸部、外交部文件后，又上报余秋里、陈慕华、王任重、姚依林、耿飙、谷牧六位副总理批准。
手捧国务院批文，中月光如获至宝，欢天喜地。举世瞩目、轰动一时的国际展览会，终于如期在广交会展览馆开幕了。
那是广州乃至中南地区，20多年来、破天荒的首次国外来展，也是又一个对外窗口的打开。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惟一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国家。在此前的100年中，外国与中国的关系要么是强盗式的以强凌弱，要么支持中国的地方军阀以图瓜分利益。但中国必须偿付这些援助，苏联人几乎没有提供过无偿援助。而且，中国只得到了两笔小额贷款，第一笔只有3亿美元，第二笔为1.3亿美元。
1954年后，中国再没有得到大笔的外资。而自1957年与苏联决裂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几乎对外界关门。
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窗口职责，由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承担。每年两届交易会的出口成交总额在同期全国出口总额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交易会的出口成交总额占全国同期出口总额的41.7％。
参展外商比例结构发生变化
广交会举办初期，日商应邀到会人数占广交会外商(港澳华商除外)到会总人数的32％。1958年，中日关系恶化，秋季交易会终止了对日本商人的邀请。1960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中日政治和贸易三项原则，从1961年春季开始，广交会有选择地向40户日本民间友好商社发出了邀请。到第89届广交会日本客商到会5264人，数量仅次于港、台地区和美国，居第四位。
美国商人也从1972年秋交会的60户，发展到第89届的6895人。美国成为广交会一个重要的贸易成交对象。
1958年秋交会，欧共体国家应邀参加广交会的有179人。至2001年第89届广交会，欧盟十五国到会客商人数达到10710人。近八届广交会，欧盟、美国客商占全世界客户的平均比例为18.72％。
50年代港澳客商占交易会客商总人数的8成多，近年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的不断推进，港澳客商到会及成交增幅有所下降。
在贸易方面，祖国大陆首先对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1979年开始主动邀请台商参加广交会，并于1980年主动派出大型采购团赴港采购台湾产品，仅第一批轻工产品合同金额即达8000万美元。目前，台湾是大陆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常设机构顺应时势而革新
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广交会打破计划经济的垄断，国家所属的各部委所生产的民用产品被允许参加广交会。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及外贸体制的不断发展，广交会顺应时势进行了不断的革新和完善。这首先表现在其自身的常设机构上。
1957年3月成立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作为广交会的常设机构，是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办和广东省外贸局属下的一个处级建制的事业单位。1968年为加强对广交会常设机构的领导，以适应广交会发展的需要，将广交会期间和闭幕后名称统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革开放政策给广交会常设机构带来了新的生机。1979年国务院批准广交会常设机构改为企业性质的单位，并于1980年成立广州对外贸易中心。
1988年，中国(广州)对外贸易中心改为集团性企业，改名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广交会的企业化管理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了广交会场馆及其设施的作用。
我国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向出口商部分或全部返还政府对出口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来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效刺激了出口的增长。这在广交会的成交额上也有所反映。第99届广交会成交额已突破300亿美元。
但在第99届广交会上，出口企业的成本压力增大，原材料上涨、运费提升、出口退税率调低等因素都无法回避；再加上贸易壁垒的威胁，企业练内功的紧迫性更加严峻。对此类情况，今年3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成立了“战略发展研究部”，也在实际上将广交会的发展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组团模式与展区设置变脸
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广交会的组团方式和组展方式也几经变革。
初期的广交会主要根据经营商品大类划分交易团和安排展位。1993年春交会(第73届)实行了省市组团、按团设馆的改革，改变了几十年来由专业外贸总公司为主组团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各省市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出口成交。但按团设馆改变了过去按商品分类布展的整齐格局，使展品分散、雷同和重复，不利于客商看样成交。因此，在此基础上于1994年秋交会第76届实行了“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局”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组展方式的改革，使组团和组馆工作分别由省市和商会负责，双方分工合作，馆团结合，共同做好组织、协调、管理工作。
这次改革尤其是把六大商会推上管理的前台的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布局水平以及参展企业和商品的素质，使广交会面貌一新。改革以后的广交会向国际精品博览会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观察
广交会面临转变增长方式考验
中国外贸不平衡的增长方式问题在广交会上的反映日益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赵晋平说，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张“奖出限进”，以至于使贸易顺差在近年来发展成为影响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政府已把实现外贸平衡的目标列入“十一五”规划，通过“小步慢跑”的方式来稳步调整政策、刺激进口、优化出口结构被普遍视为比较可行的办法。
这是当中国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世界贸易排名提升到第三位的时候，中国外贸面临着转变增长方式的新考验。
“广交会同样要实行增长方式的转变，即办展要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推进“以质取胜”战略和品牌战略的实施，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
这一转变表现为，第９５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品牌展区；第９６届，占展位总数７．４％的品牌展区成交５２．５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１９．３％。第９７届广交会的品牌展区展位达３３６５个，比上届增加６２％，占展位总数的比例也提高到１２％。
广交会给我国进出口形势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参照。
信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