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前3个季度，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为0.35%，2004年4季度开始急剧增长，今年上半年顺差占GDP的比例为4.9%，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从最近的月度数据看， 10月份的顺差规模创下了月度顺差规模的新记录。
庞大和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引起了部分贸易伙伴的不安，增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并可能加剧了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如此庞大的贸易顺差是如何形成的？是否会很快消失？汇率升值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中国贸易顺差波动的历史模式，并结合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和进出口的行业细项数据看，尽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外部需求波动和持续的贸易自由化无疑影响着贸易顺差，但中国国内需求的波动，国内总供求平衡状况的变化才是贸易顺差短期内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观察19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变化的历史模式看，大体上贸易顺差具有明显逆周期波动的特点。例如1984-1985年期间中国经济过热，增长速度高达14%以上，贸易顺差则急剧下降，从1983年的0.3%下降到1985年的-5%左右；1989-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过冷，增长速度只有4%，贸易顺差则大幅度增加，从1988年-1.9%上升到1990年2.2%的水平；1993年前后经济再次过热，增长速度高峰时期超过14%，贸易顺差相应从1991年的2%下降到1993年-2%的水平，其他时期的情况大体类似。
贸易顺差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模式，是因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内总需求旺盛，超过了总供给能力，从而带来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扩大，形成贸易顺差的下降，反之亦然。当然国内总供求平衡状况与GDP增速并不完全同步。在国内经济存在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即使总需求突然提速，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可能维持供过于求的状况。例如1991年中国经济增速9.2%，1992年进一步提高到14.2%，从增长速度看这两年的水平相当高，但由于此前大量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因此1992年经济总体上仍然偏冷。
与此相似，即使总需求增长很平稳，如果总供给增长突然加速，则经济也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例如1996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降后仍然高达9.6%，高于长期平均水平和一般认为的中国经济趋势增长率，1997年中国经济增速仍然高达8.8%，但199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过冷的迹象，原因在于此前大量投资形成的供给能力快速释放，导致了总供给的加速增长。
就2004年底以来的情况看，此前大量投资形成的总供给能力的快速增长和释放，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生产过剩应该是最近顺差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其他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化中找到佐证。
从迄今为止的增长率数据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投资和零售甚至出现加速势头，显示并非需求回落导致了顺差增长。然而， 2003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开始高速增长，从而最终会形成供给能力的快速释放，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发生。
在供给能力快速释放，并形成总供给能力超过总需求的条件下，应该出现价格指数下滑、企业利润减速、盈利能力下降的局面。从宏观经济数据看，这些变化确实在顺差增长的同时发生了。例如，中国经济的GDP缩减指数已经从2004年3季度超过7%的最高水平下降到目前略高于3%的水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在同期下降了大约一半；企业利润增长率则从2004年接近40%的增长率下降到目前20%左右的水平；上市公司的2005年3季度利润则出现负增长，资产回报率也开始下降。
如果2003年迄今为止中国的投资数据真实可信，逻辑的结论便是，未来供给能力的快速释放仍然远未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国内需求的明显提速来消化日益增长的产能，那么顺差的扩大过程就没有结束。
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需求明显提速，以吸收未来的产能，甚至导致新的供给紧张的前景似乎并不现实，这意味着在短期内顺差规模很难明显缩小。由于顺差在短期内的波动来自以上讨论的周期性因素，指望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很快解决问题应该很难。
毫无疑问，中国政策制定者清楚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并倡导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来解决问题。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政策方向，但通过结构性政策来扩大消费可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看起来，在未来1-2年的时间内，中国仍然需要适应高额顺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