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博俊认为，全球性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的今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这种严格保护在许多方面已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增长。他由此也反对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知识产权壁垒政策，这一立场近年来已引起国际经济学界和相关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
　　任何经济的增长都离不开创新。发展中国家中，创新往往是指对现有技术加以模仿和改造，作为科技的进口国，泰国、马来西亚之类的国家会希望进口技术的成本越低越好；而在发达国家，创新往往是指创造出高新的产品，作为科技的输出国，当然想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但博俊认为，发达国家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做法是不对的。
　　他提出了两方面理由：其一，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根本没有所谓的全球性知识产权存在，在科技方面较为落后的美国对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也是采取模仿和改造的方法加以学习，美国正是通过“拿来主义”的手段完成了它在科技方面的原始积累并在世界上取得领先地位的，此时试图改变原有的规则从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其二，现在知识产权的价格实在太高，以至于很多国家根本无力购买，如果适当调低知识产权的价格，不但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同时也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量。
　　以银行业为例：在过去，银行所提供的服务，例如信用卡，是不设专利的。正因为如此，全球的信用卡业务才能如此蓬勃发展。假设当初对信用卡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并设置很高的价格，那么今天可能只有几家银行提供这种服务。这样一来，不光对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便，更由于消费群体的减少而使银行本身的利益受损。
　　博俊说：“那些所谓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在和其他技术进口国谈判时总是强调科技创新有着巨大的固定成本，因此这一产品应该维持在高价位。事实上，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如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研发新药的固定成本约为1亿美元，每盒药品的边际利润为5美元，每年在美国的销售量为一百万盒。这样它便需要20年收回成本。但如果它能以同样5美元的利润打入印度市场，年销量也有一百万盒的话，它便只用10年时间就可以收回成本了。如果它再能进入中国市场，其成本的回收期将会更短。”
　　因此，他强调中国在和美国就技术进口谈判时，不要认为是自己在乞求对方降低价格，而要认为中国正在帮助美国缩短成本回收期，对方索价如此之高是没有道理的。同样，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在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的时候，应强调中国有极大的市场，以较低价格也能获高利润。正如较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弱势行业一样，专利是为了保护发明者的积极性，但无论怎样，规定都应该有个限度。他认为真正需要专利保护的应该是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生产原子能设备的技术、航天航空科技、治疗癌症的药物等等。这些行业的开发成本很大，需要受到特殊待遇。
　　博俊说：“事实上，任何科学发明都是在前人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蒸汽机、电灯都是如此。试想一下，如果历史上每一项发明都被注册专利，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济还能如此发达吗？如当今最具有创新性的产业：软件、计算机和半导体行业，历史上的专利保护相当弱，产品总是被人迅速模仿。反而是上世纪80年代联邦法院加强保护软件专利权的裁决，使软件更缺乏创意了，因为获得了垄断权的软件企业只需要开发升级换代产品就可以获取丰厚利润。我们得到的不再是全新的软件，而只是某个软件的第几个版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