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日美纺织纤维贸易摩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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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7-22 07:42:00
当前我国正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尤其是２００５年初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取消，中国与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的纺织纤维贸易摩擦加剧，美国还联合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给中国施压，试图让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摩擦。
从７０年代日美两国纺织纤维贸易摩擦开始，到８０年代日美电子产品、汽车产品全面爆发贸易战，导致日元在这两个阶段大幅升值，日本纺织纤维产品出口遭遇空前挑战。因此，回顾当年日美纺织纤维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日本产业界如何应对的措施和效果，对于我国汇率政策调整以及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美纺织贸易摩擦，日元首次大幅升值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上世纪６０年代，劳动力密集的纺织纤维产业作为当时日本的支柱产业发展尤其迅速，与美国爆发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当时日本纺织纤维业的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大约６０％以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出口美国。因此，美国不少纺织品制造商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
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以后，１９６９年５月，美国商务部长出访日本，就纺织品问题同日方进行交涉，但毫无结果。同年７月，在东京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再次要求日本方面实行自主限制，但是遭到日本纺织业界的强烈抵制，并组成日本化纤产业联盟。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要求也持强硬态度，认为１９６９年日本合成纤维出口并没有对美国的纺织业造成危害，美国的要求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日本众议院还以全票通过了反对美国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７０年１月，美国政府两次提出限额方案，要求日本３０多种毛纺、化纤产品每年出口美国的增长率不得超过一定比例，否则拒绝进口。对此，日本通产省表示无法接受，纺织业界更是予以强烈反对。代表纺织业界的自民党议员还提出了所谓“纤维三原则”：（１）在没有受到损失的地方坚持不加限制的原则；（２）以多国之间缔结多边协定的形式求得解决；（３）日本应下决心推进自由化。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对一切外国进口商品征收１０％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美国的这一举措使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政府被迫作出妥协，接受了美国关于解决纺织品问题的方案，并以政府赔偿方式弥补日本纺织业的损失。１０月１５日，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使一度紧张的美日关系暂时趋于缓和。
在这一阶段，由于１９７１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体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动向就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１９７３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美元汇率始终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表现了日元长期升值趋势。日本纤维产业界龙头企业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１９７１年日美纤维协定签订以后，日本纺织界自动设置出口纺织限制，日元依然急剧上升，从１美元兑３６０日元急升到１美元兑２４０日元。他认为，７０年代以来的日元第一次大幅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纺织纤维出口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
二、日美贸易战频发，纺织品出口再受重创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日本钢铁、造船以及半导体电子产品、汽车等高科技产业又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快速起飞，到８０年代中期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矛盾开始变得愈发突出。继纺织品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与日本在钢铁、电子产品、汽车等领域又爆发了一个接一个的贸易战。
１９８５年９月，在日美贸易摩擦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美、日、英、法、西德等西方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达成著名的“广场协议”，日本被迫调整传统的外汇政策，以适应“国际协调性的浮动汇率制局面”。此后，日元汇率逐渐从２４０日元兑换１美元升值到１９９６年的８７日元兑换１美元。日本全球贸易的龙头企业三井物产的一位多年从事环球贸易的人士认为，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尽管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在战术上对美国的攻势一一化解，但是在战略上却陷入了美国精心布局的“金融陷阱”，使出口比重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的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１９８５年以后日元的再次升值，对日本的纺织纤维产业出口再次形成重大打击。齐藤典彦向记者出示的日本纤维贸易收支情况报表显示，“广场协议”以后，日本纤维贸易收支再次急剧恶化，出口额从最高峰１９８３年时的将近１万亿日元下跌到１９８９年的不到３０００亿日元。
对此，国内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及媒体认为，日元升值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则认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确实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然而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急剧升值，虽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并不是导致日本“失去十年”的直接原因。因为８０年代日本产品席卷全球，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后期，美国以及美国产业界开始研究自身衰退的原因，而且对日本与德国的制造业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如进行了国有技术向民间转移以及大力加强制造业等。因此，９０年代如果说是日本经济低迷，不如说是美国的制造业恢复了活力。另外，日本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也是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齐藤典彦同时说，汇率上升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需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从短期来看，固然是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却是为国家经济提升和产业提升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日元上升造成了日本纺织纤维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但是像日本东丽集团这样的企业从此被迫提高效率，向生产一些高附加值商品转换，奋力开拓海外市场以维持竞争力。目前日元走高到１美元兑１１０日元，东丽公司的出口竞争力依然强大，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如果日元急剧上升，就有可能对一些没有来得及调整生产的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些企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就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政府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
三、东丽集团积极应对，经验值得借鉴
以东丽集团为代表的一部分企业通过各种措施依然保持了世界一流纺织化纤企业竞争力，而另外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则持续恶化，甚至个别企业如钟纺集团则连续爆发经营危机，濒临破产。作为世界一流纺织纤维企业的东丽集团，其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如何应对汇率升值，如何在劳动力密集的这一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对我国今后纺织纤维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面对群强崛起，主动向海外转移
１９７１年日美纤维贸易协定以后，日本对欧美的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同时韩国等地区纺织纤维产业开始崛起，随后东南亚、中国、印度的产量又开始不断攀升。对此，日本主要纤维企业东丽集团决策层认为，这个趋势显示了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纺织纤维产业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面对这种国际化合理分工趋势，东丽集团采取了科学的战略决策，主动将生产向日本的海外市场转移，尤其是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及东南亚一带转移。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在这些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开始时期，东丽集团就减少了直接从日本出口，以技术转移的形式，加强了海外市场的生产。目前，东丽集团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英国、意大利、捷克、美国等地都广泛设有生产据点，品种也相对齐全，其海外战略因动手早、准备充足已基本成型。
东丽集团海外战略的还有一个原则是，在合适的地方生产，在合适的地方销售，并以此加强该集团在全球的生产销售的有机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美国发展薄膜产业，在法国发展碳纤维产业，而在拥有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一带则发展低附加值的纤维产业。这样，通过扩大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日本的纺织化纤产品不仅可以有效地占领生产国所在的市场，而且其产品可以通过不受限制的第三国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市场。
中国劳动力竞争优势以及广大的市场也使得东丽集团一直比较重视中国市场。１９７３年即向上海石化出口涤纶纤维用原料及聚合大型成套设备。１９９２年以后在中国陕西、江苏南通、上海以及广东中山市等地成立合资生产企业。目前，在中国设备投资额达到７００亿日元，员工人数３２００人。
（二）、重视高附加值产品研究，加强高端产品出口
面对日美贸易冲突时，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主动”减少出口量。但为了弥补由于出口总量减少造成的损失，日本东丽集团着力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加强高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向科技要效益要市场，靠科技维持世界一流纤维企业的竞争力。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公司以前曾在世界领先开发了超极细纤维、碳纤维等独创性很高的特有技术，２００３年又成立了“尖端科技融合研究所”，今后仍将致力于领先科技的研发与运用。他说，纤维关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几乎在所有的领域，纤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今东丽公司依然把纤维事业当成公司发展的重要的基石，只是更加着力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在汽车领域，汽车的气囊、安全带等都是纤维作成的。
东丽集团有关资料显示，从６０年代开始东丽集团合成纤维技术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在有机合成化学、高分子化学、纤维工学等公司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生物技术、ＩＴ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目前已经发展到多领域内的融合技术，制造出关爱生活的各种纤维高端产品，如高吸排湿性尼龙纤维、非甲醛水系抗菌加工面料、防水透湿加工素材等等。
针对高附加值产品健康环保的特点，东丽集团还提出要“从保护环境到改善环境”，利用科技开展经常性节能，促进再生利用，削减产业废弃物。比如，东丽集团从消费者手中回收使用过的涤纶１００％和涤纶混纺制品，经过再次加工制成纽扣、拉链、衣架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中国市场的优秀人才进行创新科技，２００２年该公司在中国南通设立了东丽纤维研究所，既接受东丽总部的委托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生产业务进行技术支持。
（三）、参与相关行业，展开多种经营
面对日本在纺织纤维行业内的竞争劣势，东丽集团主动参与到一些成长性空间较大的行业，在集团范围内开展多种经营。
目前，日本纤维出口减少，进口却大量增加，仅中国产品的纺织纤维产品就占据了在日本市场７０％左右的份额。日本化学纤维产业协会的有关资料表明，日本纤维贸易２００４年出口４０００亿日元左右，而进口却达到２.５万亿日元。因此，尽管东丽集团采取了一些措施继续扩大纤维产业的效益，但同时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调整，一方面在纤维以及纤维相关的塑料、化工等基础产业进行合球性整合，确保稳定的收益基础，另一方面则重点发展了三大战略性具有增长空间的产业：信息通信、生命科学以及环保产业，如开展电子情报材料、液晶材料、医药、水处理等一系列多种经营。
目前，东丽集团纤维产业虽然总体营业额及效益都在增长，但在公司集团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２００４年东丽集团营业额为１.２９万亿日元，而其中纤维产业５１３４亿日元，只占到４０％。纤维产业的营业利润为２０９亿日元，相对集团８１１亿日元的总利润来说，占的比重只有２６％。
（四）、进行配套改革，设立“增产公司”
伴随着企业的实施海外战略以及在高附加值领域进一步加强，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东丽集团与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相配套的改革同时进行，几乎在所有的工厂都设立了“增产公司”，以继续雇佣东丽集团公司的劳动力，同时也使东丽公司本身员工提高效率，降低劳动成本，使该公司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产业转移的矛盾，使公司得以轻装上阵，有效地维持了企业的竞争力。
据了解，东丽工厂的员工一般都实行“三班倒”，超过５０岁以后，因为要做夜班，体力难以支撑。集团就会根据本人的意愿，将厂籍转移到“增产公司”。员工到“增产公司”后，工资发放水准不再是东丽公司的水平，而将会视当地的工资水平而定，但是东丽公司会将员工工作到６０岁的差额工资以退职金的形式在转厂籍之前一次性预发给员工。
据齐藤典彦介绍，东丽集团在日本国内保留有１２个工厂，在各个工场内同时进行多元化经营，以此更多地解决一些工人的就业。如三岛当初的工厂生产合成纤维，现在生产合成纤维和一些医药产品。在爱知县，以前生产尼龙产品，现在生产光线纤维。
齐藤典彦说，东丽公司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年轻化，当时东丽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４１．６岁，现在只有３４．５岁。同时，东丽公司也通过这一制度减轻了劳务负担。当时推出这一制度时，也并没有要求要产生多少效益，只是想能够给这些员工挣个工资的钱就行了。但是没有想到，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增产公司”都是盈利的，而且还以分红的形式返还一些利益给东丽公司。“增产公司”是东丽集团基于终身雇佣制这样的经营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形式，值得骄傲的是，东丽公司明年就将迎来８０周年了，这期间没有解雇过一个员工。
四、中国要警惕“金融陷阱”，加速产业升级
目前美国以中国纺织品出口增幅过快，对美国纺织业造成不利影响为由，推出了一些所谓的“特保”措施，并扬言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中国施压。对此，国内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及媒体纷纷指出，美国夸大中国纺织品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其意在于进一步对人民币施压，中国应以日本为教训，防止陷入美国的“金融陷阱”。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在解决贸易争端时，中国一方面可以沿用日本关于“自由贸易”的相关条款争取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人民币确实如当时的日元一样有内在的升值压力。中国一方面不能不考虑吸取日本与美国贸易战的“前车之鉴”，警惕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尤其在当前巨额游资压境之下，不适当调整汇率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相关的产业界仍需未雨绸缪，一方面主动掌握汇率变动的时机及节奏，做好化解一旦汇率升值带来挑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抓住汇率一旦升值带来的契机，把握其给经济产业带来升级的内在动力，采取切实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实现产业更合理的区域布局。（完）
从７０年代日美两国纺织纤维贸易摩擦开始，到８０年代日美电子产品、汽车产品全面爆发贸易战，导致日元在这两个阶段大幅升值，日本纺织纤维产品出口遭遇空前挑战。因此，回顾当年日美纺织纤维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日本产业界如何应对的措施和效果，对于我国汇率政策调整以及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美纺织贸易摩擦，日元首次大幅升值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上世纪６０年代，劳动力密集的纺织纤维产业作为当时日本的支柱产业发展尤其迅速，与美国爆发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当时日本纺织纤维业的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大约６０％以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出口美国。因此，美国不少纺织品制造商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
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以后，１９６９年５月，美国商务部长出访日本，就纺织品问题同日方进行交涉，但毫无结果。同年７月，在东京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再次要求日本方面实行自主限制，但是遭到日本纺织业界的强烈抵制，并组成日本化纤产业联盟。日本政府对于美国的要求也持强硬态度，认为１９６９年日本合成纤维出口并没有对美国的纺织业造成危害，美国的要求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日本众议院还以全票通过了反对美国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和１９７０年１月，美国政府两次提出限额方案，要求日本３０多种毛纺、化纤产品每年出口美国的增长率不得超过一定比例，否则拒绝进口。对此，日本通产省表示无法接受，纺织业界更是予以强烈反对。代表纺织业界的自民党议员还提出了所谓“纤维三原则”：（１）在没有受到损失的地方坚持不加限制的原则；（２）以多国之间缔结多边协定的形式求得解决；（３）日本应下决心推进自由化。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对一切外国进口商品征收１０％的附加税，并停止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美国的这一举措使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蒙受了巨大损失。日本政府被迫作出妥协，接受了美国关于解决纺织品问题的方案，并以政府赔偿方式弥补日本纺织业的损失。１０月１５日，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使一度紧张的美日关系暂时趋于缓和。
在这一阶段，由于１９７１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体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动向就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１９７３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元、美元汇率始终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表现了日元长期升值趋势。日本纤维产业界龙头企业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１９７１年日美纤维协定签订以后，日本纺织界自动设置出口纺织限制，日元依然急剧上升，从１美元兑３６０日元急升到１美元兑２４０日元。他认为，７０年代以来的日元第一次大幅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纺织纤维出口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
二、日美贸易战频发，纺织品出口再受重创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日本钢铁、造船以及半导体电子产品、汽车等高科技产业又迅速崛起，日本经济快速起飞，到８０年代中期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日本经济的崛起，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矛盾开始变得愈发突出。继纺织品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与日本在钢铁、电子产品、汽车等领域又爆发了一个接一个的贸易战。
１９８５年９月，在日美贸易摩擦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美、日、英、法、西德等西方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达成著名的“广场协议”，日本被迫调整传统的外汇政策，以适应“国际协调性的浮动汇率制局面”。此后，日元汇率逐渐从２４０日元兑换１美元升值到１９９６年的８７日元兑换１美元。日本全球贸易的龙头企业三井物产的一位多年从事环球贸易的人士认为，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尽管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在战术上对美国的攻势一一化解，但是在战略上却陷入了美国精心布局的“金融陷阱”，使出口比重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的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１９８５年以后日元的再次升值，对日本的纺织纤维产业出口再次形成重大打击。齐藤典彦向记者出示的日本纤维贸易收支情况报表显示，“广场协议”以后，日本纤维贸易收支再次急剧恶化，出口额从最高峰１９８３年时的将近１万亿日元下跌到１９８９年的不到３０００亿日元。
对此，国内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及媒体认为，日元升值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则认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确实低迷，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然而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急剧升值，虽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并不是导致日本“失去十年”的直接原因。因为８０年代日本产品席卷全球，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但是到了８０年代后期，美国以及美国产业界开始研究自身衰退的原因，而且对日本与德国的制造业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政策，如进行了国有技术向民间转移以及大力加强制造业等。因此，９０年代如果说是日本经济低迷，不如说是美国的制造业恢复了活力。另外，日本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也是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齐藤典彦同时说，汇率上升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需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待，从短期来看，固然是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却是为国家经济提升和产业提升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日元上升造成了日本纺织纤维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但是像日本东丽集团这样的企业从此被迫提高效率，向生产一些高附加值商品转换，奋力开拓海外市场以维持竞争力。目前日元走高到１美元兑１１０日元，东丽公司的出口竞争力依然强大，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如果日元急剧上升，就有可能对一些没有来得及调整生产的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些企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就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政府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
三、东丽集团积极应对，经验值得借鉴
以东丽集团为代表的一部分企业通过各种措施依然保持了世界一流纺织化纤企业竞争力，而另外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则持续恶化，甚至个别企业如钟纺集团则连续爆发经营危机，濒临破产。作为世界一流纺织纤维企业的东丽集团，其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如何应对汇率升值，如何在劳动力密集的这一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对我国今后纺织纤维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面对群强崛起，主动向海外转移
１９７１年日美纤维贸易协定以后，日本对欧美的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同时韩国等地区纺织纤维产业开始崛起，随后东南亚、中国、印度的产量又开始不断攀升。对此，日本主要纤维企业东丽集团决策层认为，这个趋势显示了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纺织纤维产业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因此，面对这种国际化合理分工趋势，东丽集团采取了科学的战略决策，主动将生产向日本的海外市场转移，尤其是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及东南亚一带转移。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在这些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开始时期，东丽集团就减少了直接从日本出口，以技术转移的形式，加强了海外市场的生产。目前，东丽集团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英国、意大利、捷克、美国等地都广泛设有生产据点，品种也相对齐全，其海外战略因动手早、准备充足已基本成型。
东丽集团海外战略的还有一个原则是，在合适的地方生产，在合适的地方销售，并以此加强该集团在全球的生产销售的有机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美国发展薄膜产业，在法国发展碳纤维产业，而在拥有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一带则发展低附加值的纤维产业。这样，通过扩大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日本的纺织化纤产品不仅可以有效地占领生产国所在的市场，而且其产品可以通过不受限制的第三国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市场。
中国劳动力竞争优势以及广大的市场也使得东丽集团一直比较重视中国市场。１９７３年即向上海石化出口涤纶纤维用原料及聚合大型成套设备。１９９２年以后在中国陕西、江苏南通、上海以及广东中山市等地成立合资生产企业。目前，在中国设备投资额达到７００亿日元，员工人数３２００人。
（二）、重视高附加值产品研究，加强高端产品出口
面对日美贸易冲突时，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主动”减少出口量。但为了弥补由于出口总量减少造成的损失，日本东丽集团着力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加强高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向科技要效益要市场，靠科技维持世界一流纤维企业的竞争力。
日本东丽集团董事齐藤典彦介绍说，公司以前曾在世界领先开发了超极细纤维、碳纤维等独创性很高的特有技术，２００３年又成立了“尖端科技融合研究所”，今后仍将致力于领先科技的研发与运用。他说，纤维关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几乎在所有的领域，纤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今东丽公司依然把纤维事业当成公司发展的重要的基石，只是更加着力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在汽车领域，汽车的气囊、安全带等都是纤维作成的。
东丽集团有关资料显示，从６０年代开始东丽集团合成纤维技术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在有机合成化学、高分子化学、纤维工学等公司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加入了生物技术、ＩＴ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目前已经发展到多领域内的融合技术，制造出关爱生活的各种纤维高端产品，如高吸排湿性尼龙纤维、非甲醛水系抗菌加工面料、防水透湿加工素材等等。
针对高附加值产品健康环保的特点，东丽集团还提出要“从保护环境到改善环境”，利用科技开展经常性节能，促进再生利用，削减产业废弃物。比如，东丽集团从消费者手中回收使用过的涤纶１００％和涤纶混纺制品，经过再次加工制成纽扣、拉链、衣架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中国市场的优秀人才进行创新科技，２００２年该公司在中国南通设立了东丽纤维研究所，既接受东丽总部的委托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生产业务进行技术支持。
（三）、参与相关行业，展开多种经营
面对日本在纺织纤维行业内的竞争劣势，东丽集团主动参与到一些成长性空间较大的行业，在集团范围内开展多种经营。
目前，日本纤维出口减少，进口却大量增加，仅中国产品的纺织纤维产品就占据了在日本市场７０％左右的份额。日本化学纤维产业协会的有关资料表明，日本纤维贸易２００４年出口４０００亿日元左右，而进口却达到２.５万亿日元。因此，尽管东丽集团采取了一些措施继续扩大纤维产业的效益，但同时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调整，一方面在纤维以及纤维相关的塑料、化工等基础产业进行合球性整合，确保稳定的收益基础，另一方面则重点发展了三大战略性具有增长空间的产业：信息通信、生命科学以及环保产业，如开展电子情报材料、液晶材料、医药、水处理等一系列多种经营。
目前，东丽集团纤维产业虽然总体营业额及效益都在增长，但在公司集团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２００４年东丽集团营业额为１.２９万亿日元，而其中纤维产业５１３４亿日元，只占到４０％。纤维产业的营业利润为２０９亿日元，相对集团８１１亿日元的总利润来说，占的比重只有２６％。
（四）、进行配套改革，设立“增产公司”
伴随着企业的实施海外战略以及在高附加值领域进一步加强，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东丽集团与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相配套的改革同时进行，几乎在所有的工厂都设立了“增产公司”，以继续雇佣东丽集团公司的劳动力，同时也使东丽公司本身员工提高效率，降低劳动成本，使该公司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产业转移的矛盾，使公司得以轻装上阵，有效地维持了企业的竞争力。
据了解，东丽工厂的员工一般都实行“三班倒”，超过５０岁以后，因为要做夜班，体力难以支撑。集团就会根据本人的意愿，将厂籍转移到“增产公司”。员工到“增产公司”后，工资发放水准不再是东丽公司的水平，而将会视当地的工资水平而定，但是东丽公司会将员工工作到６０岁的差额工资以退职金的形式在转厂籍之前一次性预发给员工。
据齐藤典彦介绍，东丽集团在日本国内保留有１２个工厂，在各个工场内同时进行多元化经营，以此更多地解决一些工人的就业。如三岛当初的工厂生产合成纤维，现在生产合成纤维和一些医药产品。在爱知县，以前生产尼龙产品，现在生产光线纤维。
齐藤典彦说，东丽公司通过这一制度，实现了年轻化，当时东丽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４１．６岁，现在只有３４．５岁。同时，东丽公司也通过这一制度减轻了劳务负担。当时推出这一制度时，也并没有要求要产生多少效益，只是想能够给这些员工挣个工资的钱就行了。但是没有想到，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增产公司”都是盈利的，而且还以分红的形式返还一些利益给东丽公司。“增产公司”是东丽集团基于终身雇佣制这样的经营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形式，值得骄傲的是，东丽公司明年就将迎来８０周年了，这期间没有解雇过一个员工。
四、中国要警惕“金融陷阱”，加速产业升级
目前美国以中国纺织品出口增幅过快，对美国纺织业造成不利影响为由，推出了一些所谓的“特保”措施，并扬言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中国施压。对此，国内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及媒体纷纷指出，美国夸大中国纺织品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其意在于进一步对人民币施压，中国应以日本为教训，防止陷入美国的“金融陷阱”。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在解决贸易争端时，中国一方面可以沿用日本关于“自由贸易”的相关条款争取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人民币确实如当时的日元一样有内在的升值压力。中国一方面不能不考虑吸取日本与美国贸易战的“前车之鉴”，警惕贸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尤其在当前巨额游资压境之下，不适当调整汇率将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相关的产业界仍需未雨绸缪，一方面主动掌握汇率变动的时机及节奏，做好化解一旦汇率升值带来挑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抓住汇率一旦升值带来的契机，把握其给经济产业带来升级的内在动力，采取切实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实现产业更合理的区域布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