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丝绸历史悠久，在数千年岁月里，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遂宁人民传承这一古老产业，创造了辉煌业绩。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全行业步入低谷，经过几年的调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中国是世界丝绸大国，茧丝绸产品在国际上一直发挥着国家名片效应，保持着资源优势地位，是入世后可以主导国际市场的优势产业之一。特别是随着国际丝绸贸易和消费格局变化，中国正成为全球茧丝绸科技和生产的中心。抓住机遇，重振雄风，遂宁市丝绸的明天会更美好。
一、渊源：源远流长
　　1.起源时期。遂宁丝绸源出汉三国时期，据清朝乾隆本《遂宁县志》记载，古蜀国之时，“我遂蚕业风气渐开，种桑者多，畜蚕者广，岁可出丝一、二千担”，“农人以养蚕之利最大”。《史记》中又记载春秋时蜀地用麻织蜀布、蚕丝织成丝帛与同秦通商。秦统一巴蜀后，中原文化技术逐渐传入蜀地，遂宁丝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到西汉初，农户已是“环庐树桑”了，栽桑养蚕遍布城乡。从遂宁城西船山坡出土的汉砖和汉墓群中就发掘出了采桑图和丝帛残片，射洪县也于此时代有了种桑养蚕的记载。东汉末，遂宁县境置德阳县（即今遂宁城关），其地“山原肥沃，有泽渔之利”，手工业发展较快。诸葛亮治蜀时期，特设立了“督农官”、“锦官”，鼓励人民种桑养蚕，缫丝织帛。遂宁许多农家以织锦为业，出现了如《遂宁县志》所记载的“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丝织作坊式生产已见端倪。另据《蜀锦史话》记载，彼时的蜀锦以色彩艳丽，质地优良而畅销全国，属于“蜀锦”之一的遂宁织物也属上乘。所以，丝绸业到三国时期已经逐渐壮大起来。在东晋到隋末300多年中，遂宁丝绸业代代相传，逐渐兴旺，为唐宋时期遂宁丝绸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2、繁荣时期。古老的遂宁丝绸业，唐宋时期600年间异常繁荣。唐王朝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为遂宁丝绸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而，种桑养蚕、缫丝织绸达到了空前兴盛。民间丝织业者技艺高超，作坊规模逐渐增大。唐代宗敕蜀锦有云：“所织大张锦，软锦及蟠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之类，并宜禁断”。（转引自岑仲勉著《隋唐史》），意思是说这些花色品种的蜀锦，全部上贡朝廷，不准上市。遂州之锦作为蜀锦之重要组成部分，丝织物品种繁多，精美华丽。《四川通志》七十四卷中特别记载了遂宁当时向朝廷上贡的织品有：丝布、绫、绢等。《元和郡县图志》也记载：“遂州贡绫，樗蒲绫”。其中还特别记载了唐开元年间遂宁上贡“樗蒲绫十五匹”。唐玄宗时官修史籍《唐六典》中将遂州之绢与益州、梓州、蜀州、锦州等同列为六等。《唐代各州纺织等级表》亦列遂州之丝、绢贡品入六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千年以前著名的遂宁灯笼锦、樗蒲绫等珍贵锦样。
　　宋代遂宁府时属梓州地。丝绸业经久不衰，朝廷在京城设有绫锦院，在有名的丝织品产地皆设场院。京城的官营作坊亦在各地抽调技艺高超的工匠。仅在梓州就调去数百名，其中就有遂宁工匠。北宋末年，战乱频仍，蚕桑丝绸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朝廷内库每年所需的丝织品，益、梓两州都能如数供足。《宋会要》记载，自北宋乾德五年到南宋乾道八年（公元967－1172年）的205年间，每年国库收入的丝织品仅梓州路就达10万匹之多。《宋史》特别说明国家军需绸绢“多出益、梓、利三路”。宋末，梓州升为潼川府路后，上贡绫26368匹，绢11170匹。当时，潼川府辖潼川、遂宁等共52县，如此众多的丝织品不是一州一县所能生产的，分摊各州县也为数不小，具有织绸传统的遂宁也是重要产区之一。同时，遂宁丝织品知名度也可从当时的史籍文献中窥视一二。《宋史》中特别提到“樗蒲绫，遂州贡”。对其他州县类似的记载却少见。宋人程大煜撰写的《演繁露》中云：“今世蜀地织绫，其文有两尾尖削而中间宽广者，既不象花，亦非禽兽，乃遂名产为樗蒲”，这种古老而独特的花纹图案，正是世代遂宁人民智慧的结晶。所以，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记》中慨然赞道：“遂州出罗，谓之越罗”。在古代众多的史籍、方志中大量对遂宁蚕桑丝绸的具体记述，说明当时遂宁丝绸业已相当兴旺发达。
　　3、衰落时期。元明清初数百年间战乱不止，导致遂宁丝绸业衰落。南宋末年，金朝入侵中原，四川境内战乱十分频繁。遂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火连绵，遭受破坏极为惨重。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兵马由汉中攻入四川，一月之间，益州、利州、潼州3路54个州郡相继失陷，蒙兵肆意虏掠。遂宁经此战乱之后，农业、手工业受到极其严重破坏，丝绸业也受到致命创伤，短时期内难以恢复。宋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蒙兵再度入川，与南宋残军交战长达20年之久。涪江中下游各州县累遭兵灾，境内生灵涂炭。南宋灭亡之后，遂宁地荒人稀。昔日银丝生辉的繁华胜景烟消云散了。元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对全国进行人口统计，查《元史》中潼川府户口无详数，称其地“户少地荒，民散是由”。由此可见，遂宁的蚕桑丝绸业也和其他各业一样一落千丈了。
　　明初洪武年间，统治者鉴于四川人烟稀少，便推行移民政策，从湖广一带迁民入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又号令，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如不种，则出绢、麻布、棉布1匹。川中一带蚕丝业有所复苏。至明永乐年间，随着全国经济的复苏，遂宁的蚕桑丝绸业、麻纺织业也有了一定的振兴。但是好景不长，未及百年，战火再起。先是张献忠两度入遂，继而清兵虏掠，政权频繁更迭，使人民无一宁日。加之瘟疫流行，境内人丁死亡殆尽，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遂宁的蚕桑丝绸业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4、兴盛时期。自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兵平息吴三桂之叛，遂宁经济获得五六十年喘息机会之后，再逢“乾嘉盛世”，各行各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遂宁经济复苏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手工业逐步恢复，养蚕缫丝业有较大发展。当时，男耕女织成为遂宁人民家庭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农家妇女长幼皆能种桑养蚕，加之丝织品已能上市自由交易，靠养蚕增收度日的平民百姓家庭已为数众多。乾隆射洪县志记载：“城乡多种桑麻，不留隙地”。乾隆蓬溪县志记载：“民之业，首农桑，次之盐务”。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878年）版《遂宁县志》记载道：“邑比户饲蚕，其丝最广，有水丝、火丝之别，商贾趋为蚕市”。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射洪县广生乡人李炳兴开办大车丝场，拥有脚踏缫车20部（约80绪）。1931年，该县吴懋祯、李裕生等办起了“荣织丝厂”，并始有专用烘茧灶。由于纺织机械与技术的改进，促进了纺织业飞跃发展；缫丝、织布、印染等已分工明确，形成了独立的行业。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丝价惨跌，国际丝价由每磅5美元跌至1美元，全国丝绸厂纷纷倒闭，丝商破产，蚕茧无人收，涪江流域的蚕桑毁灭三分之二。
　　抗战期间，民国政府迁渝，经济依托西南，给茧丝绸业带来了生机，当时军用丝非天然蚕丝莫属，以后几年四川及遂宁丝绸业迅速发展。到解放前昔，由于连年遭受战乱之苦，粮食紧缺，桑地毁损，工厂关闭，整个遂宁蚕丝业处于奄奄一息之境地。
二、辉煌：道路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措施，促进了遂宁蚕丝业的发展；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历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恢复发展阶段（1950－1960年）。1950年全市有桑约150万株，产茧18万余公斤；接着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措施，使蚕丝业生产很快恢复和发展， 1960年全市桑树超过1亿株，产茧近100万公斤。
　　2、滑坡阶段（1961－1964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出现局部区域毁桑种粮；使产茧量下滑致60万公斤左右起伏。
　　3、快速发展阶段（1965－1984年）。这期间通过基地建设和规划蚕桑发展等措施，产量几乎连年递增。到1984年三县两区有桑2.4亿株，养蚕27万张，产茧560万公斤。
　　4、辉煌阶段（1985－1995年）。1987年蚕茧实行了基础保护价和价外补贴政策，农民从蚕桑生产中获得了较大的实惠，出现了多栽桑，多养蚕的大好势头。1993年全市有桑2.8亿株，养蚕36万张，蚕茧产量达到800万公斤，蚕农茧款收入达1.2亿元，丝绸工业创造了总产值3亿多元，税利2000多万元，出口创汇2000多万美元的历史纪录。全行业缫丝能力达到5.8万绪，年产丝800余吨；织机1300台，年产丝织品700万米，绢纺2400锭；全行业从业人员近3万人，丝绸产品主要有蚕茧、白厂丝、丝织品、丝地毯、丝挂毯、绵球、丝绸服装、刺锈等品种。
三、现状：优势犹在
　　古丝绸之路将中国丝绸输往世界各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优势无可替代。中国历代官吏都十分重视蚕丝发展。近年来中国每年出口生丝占世界生丝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世界上最大丝绸织物和服饰出口国，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西欧、中东地区。该市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宜桑宜蚕，近年年产桑蚕茧 2600 吨，桑蚕丝 280 吨，丝织品240万米左右；民营经济又使丝绸业重放异彩。
四、未来：前景美好
　　丝绸产品轻盈潇洒，典雅华贵，在全球回归大自然的消费热中，被誉为“健康纤维”、“纤维皇后”的美称。丝绸业是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在其竞争优势论中指出：一国的竞争优势是由生产因素状况，国际需求状况，上下游工业与辅助行为，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四个基本因素（波特称之为“国家钻石”），以及机遇和政府两个附加因素所形成的协同作用，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益等优势。遂宁市土地肥沃，劳动力廉价，有承传下来的丰富经验，只要企业在政府指导支持下采取正确的策略。逐步将传统丝绸业转化为现代丝绸业，用现代农场化、工业化养蚕取代传统养蚕模式，向高品质，新用途，适销对路方向发展丝绸产品；“国家钻石”作用必将使丝绸业永远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出了永久的光芒。
（遂宁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转摘自《蚕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