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形势逼出的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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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时间：2008-02-27 16:04:00
《21世纪》：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华生：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首先就触及到价格问题，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个会议有三大特点：第一，出面的组织者是官方媒体，包括《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等；第二，实际的组织者是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人，所以会议成果能直接向领导汇报；第三，按照论文水平选参会代表，参会者都很年轻，大部分是在校研究生，所以又被称作“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按照讨论对象分为农村改革、金融改革、股份制、价格改革等七个组，我当时并不在价格组。由于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价格组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激烈，最初形成了“调”和“放”两种意见。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们几个人提出一种新的折中思路，“调放结合”，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的目标。
《21世纪》：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被采纳？
华生：双轨制之所以能够被采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措施。工业品价格在当年5月已经被允许有20％的浮动，一些胆子大的小企业甚至将价格浮动至30％－50％，所以当时市场上的价格是五花八门。比如煤炭行业，乡镇企业小煤窑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受20％的限制，高价格刺激了煤炭生产，供给增加又使得市场价格回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因势利导，将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放开，交由市场决定，外改内调。因势利导，这是当时领导最能接受的方式。
双轨制为什么能够成为决策？会议的组织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的核心人物王岐山当时在中央农村政研室工作，参会的马凯、李剑阁、田源等人当时都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当时正好到杭州，会议组织了几个代表前去汇报，让我代表价格组。这一个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没有按常规让价格组的人去汇报，而是选派了我这个非价格组的代表，说明会议的组织者在当时已经有了判断——他们看好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张劲夫问了我很多问题，怎么放？怎么调？能达到什么效果？等等。我给他比划了一个手势，内调价格是国家提价，计划价格是向上；而外部价格放开之后，受高价刺激，生产增加，市场价格会向下，这两个价格最后会统一，最后过渡到单轨。他又问过渡期大概多长？我说大概四到五年。他回到北京后就说，双轨制、放调结合这个思路好。
会议结束后，王岐山点将国家体改委的同志牵头写总报告，并要求，价格改革专题在综述汇报之外，再把几种不同的观点单独成文，作为附件。徐景安把价格改革归纳为两条思路，一条是“放调结合以调为主”，一条是“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就可以看出，“放调结合”已经成为会议的主基调。以调为主的思路是由田源他们起草的，我起草了先放后调的思路。没过几天，报告就得到了张劲夫的批复，“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非常重要，应当高度重视”。9月底总理批复认可。198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文件，要求放开生产资料的计划外价格，这后来认为是双轨制的启动。实际上，在国务院的文件和莫干山会议纪要的总报告中，都是用了“放调结合”，而“双轨制”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正式场合，但它成了老百姓约定俗成的概念。双轨制一实行，所有企业都拼命增加计划外的产量。应该说，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激励机制搞对，所以在实践中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1世纪》：作为价格双轨制改革过程的亲历者，你今天如何看价格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如何看当年和现在仍在继续的关于双轨制的争论？
华生：双轨制从1985年开始推行，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从1985到1988年，我们在《经济研究》上写了很多文章论证双轨制，第一篇是“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1986年，我们写了“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分析了双轨制的产权背景，即多种所有制，我们认为，多重价格到双重价格再到单一价格这是一个进步，不是倒退，这也是兼容性很大、冲突较小的一条改革道路。文中提出，不光是价格，整个中国经济体制都应当以双重体制推进，走增量渐进的改革道路。
《21世纪》：有人认为，当时双轨制导致了腐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华生：双轨制在实践中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干部子弟拿到平价指标，然后高价卖出。这引起了很多批评。不可否认，双轨制是有代价的，但我们认为是可以改进的。我们只能保证改革的大方向正确，但实践中总有变形，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做坏事就否定整个改革。而且，当时利用双轨制倒卖的行为被夸大了，因为倒来倒去的都是国有、集体企业，就连干部子弟办公司，挂的也是国家的牌子，很少有个人通过双轨制发大财。
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又掀新浪潮，这时，大家发现，原来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危险的价格改革还没搞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是怎么过来的？大家才认识到，是通过“放调结合”，不声不响地走完了整个过程。与此同时，东欧休克疗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人乃至世界都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国改革，认识到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1世纪》：对于近期的物价上涨，有观点认为是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物价涨幅却不大，这次物价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对此您有何见解？价格改革还应重点向哪些方面突破？
华生：改革走到今天，还有少量商品、生产资料仍存在双轨制，比如电价、油价基本上都是被国家控制，市场还没怎么发挥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1980年代改革之难。国家控制物价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稳定市场，防止通货膨胀，减小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但实际上却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些年来，除了几种特殊商品之外，其它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实现了市场化。近期的物价上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货币现象，钱多了价格自然就上涨。政府管制物价的政策，只能作为一种缓解恐慌的临时性应急办法，从中长期来看，效果比较差。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市场经济中的涨价就跟人发烧一样，是一件好事。人发烧是因为病菌侵入，白血球被动员起来，跟入侵的病毒做斗争，这时候就表现为发烧，一发烧就知道生病了，治疗、休息就会恢复健康，癌症不发烧，最后反而是致命的。涨价则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的职能应当侧重于对价格的监督执法，对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等违法违规行为和垄断巨头联手操纵物价的查处，由价格的制定者演变成为市场的监管者。
《21世纪》：现在来看，双轨制的意义是什么？
罗小朋：在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过渡中，价格双轨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应有太大争议。真正有争议的是，当年是否存在比双轨制更好的价格改革策略？
我的看法是，双轨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集体认知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好选择。对这一点，当然是有争议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双轨制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很高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所谓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是指超越个人功利和个人理性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和态度。
第二，价格双轨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市场机会，推动了城市和国有经济改革。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现代工业部门之外，是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的根本性区别。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并无严格的计划，本质上是一种管制经济。分配给国有企业的所谓“计划物资”，经常与企业完成生产计划所需物资差别很大，不得不在国有部门内部进行“串换”。对工业生产资料进行“计划”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不让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不让农民与国有部门“争原料，争市场”。双轨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国有部门对工业生产资料的独享，从而给农民创造了机会，并且在国有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引进了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并不公平，但毕竟形成了一种推进改革的动力。
信息来源：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华生：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首先就触及到价格问题，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个会议有三大特点：第一，出面的组织者是官方媒体，包括《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等；第二，实际的组织者是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的人，所以会议成果能直接向领导汇报；第三，按照论文水平选参会代表，参会者都很年轻，大部分是在校研究生，所以又被称作“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按照讨论对象分为农村改革、金融改革、股份制、价格改革等七个组，我当时并不在价格组。由于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价格组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激烈，最初形成了“调”和“放”两种意见。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们几个人提出一种新的折中思路，“调放结合”，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的目标。
《21世纪》：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思路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被采纳？
华生：双轨制之所以能够被采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措施。工业品价格在当年5月已经被允许有20％的浮动，一些胆子大的小企业甚至将价格浮动至30％－50％，所以当时市场上的价格是五花八门。比如煤炭行业，乡镇企业小煤窑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受20％的限制，高价格刺激了煤炭生产，供给增加又使得市场价格回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因势利导，将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放开，交由市场决定，外改内调。因势利导，这是当时领导最能接受的方式。
双轨制为什么能够成为决策？会议的组织者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的核心人物王岐山当时在中央农村政研室工作，参会的马凯、李剑阁、田源等人当时都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当时正好到杭州，会议组织了几个代表前去汇报，让我代表价格组。这一个细节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没有按常规让价格组的人去汇报，而是选派了我这个非价格组的代表，说明会议的组织者在当时已经有了判断——他们看好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张劲夫问了我很多问题，怎么放？怎么调？能达到什么效果？等等。我给他比划了一个手势，内调价格是国家提价，计划价格是向上；而外部价格放开之后，受高价刺激，生产增加，市场价格会向下，这两个价格最后会统一，最后过渡到单轨。他又问过渡期大概多长？我说大概四到五年。他回到北京后就说，双轨制、放调结合这个思路好。
会议结束后，王岐山点将国家体改委的同志牵头写总报告，并要求，价格改革专题在综述汇报之外，再把几种不同的观点单独成文，作为附件。徐景安把价格改革归纳为两条思路，一条是“放调结合以调为主”，一条是“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就可以看出，“放调结合”已经成为会议的主基调。以调为主的思路是由田源他们起草的，我起草了先放后调的思路。没过几天，报告就得到了张劲夫的批复，“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非常重要，应当高度重视”。9月底总理批复认可。198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文件，要求放开生产资料的计划外价格，这后来认为是双轨制的启动。实际上，在国务院的文件和莫干山会议纪要的总报告中，都是用了“放调结合”，而“双轨制”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正式场合，但它成了老百姓约定俗成的概念。双轨制一实行，所有企业都拼命增加计划外的产量。应该说，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把激励机制搞对，所以在实践中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1世纪》：作为价格双轨制改革过程的亲历者，你今天如何看价格双轨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如何看当年和现在仍在继续的关于双轨制的争论？
华生：双轨制从1985年开始推行，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有人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从1985到1988年，我们在《经济研究》上写了很多文章论证双轨制，第一篇是“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1986年，我们写了“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分析了双轨制的产权背景，即多种所有制，我们认为，多重价格到双重价格再到单一价格这是一个进步，不是倒退，这也是兼容性很大、冲突较小的一条改革道路。文中提出，不光是价格，整个中国经济体制都应当以双重体制推进，走增量渐进的改革道路。
《21世纪》：有人认为，当时双轨制导致了腐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华生：双轨制在实践中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干部子弟拿到平价指标，然后高价卖出。这引起了很多批评。不可否认，双轨制是有代价的，但我们认为是可以改进的。我们只能保证改革的大方向正确，但实践中总有变形，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做坏事就否定整个改革。而且，当时利用双轨制倒卖的行为被夸大了，因为倒来倒去的都是国有、集体企业，就连干部子弟办公司，挂的也是国家的牌子，很少有个人通过双轨制发大财。
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又掀新浪潮，这时，大家发现，原来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危险的价格改革还没搞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这是怎么过来的？大家才认识到，是通过“放调结合”，不声不响地走完了整个过程。与此同时，东欧休克疗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人乃至世界都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国改革，认识到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21世纪》：对于近期的物价上涨，有观点认为是1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物价涨幅却不大，这次物价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对此您有何见解？价格改革还应重点向哪些方面突破？
华生：改革走到今天，还有少量商品、生产资料仍存在双轨制，比如电价、油价基本上都是被国家控制，市场还没怎么发挥作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1980年代改革之难。国家控制物价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稳定市场，防止通货膨胀，减小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但实际上却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些年来，除了几种特殊商品之外，其它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实现了市场化。近期的物价上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货币现象，钱多了价格自然就上涨。政府管制物价的政策，只能作为一种缓解恐慌的临时性应急办法，从中长期来看，效果比较差。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市场经济中的涨价就跟人发烧一样，是一件好事。人发烧是因为病菌侵入，白血球被动员起来，跟入侵的病毒做斗争，这时候就表现为发烧，一发烧就知道生病了，治疗、休息就会恢复健康，癌症不发烧，最后反而是致命的。涨价则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的职能应当侧重于对价格的监督执法，对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等违法违规行为和垄断巨头联手操纵物价的查处，由价格的制定者演变成为市场的监管者。
《21世纪》：现在来看，双轨制的意义是什么？
罗小朋：在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过渡中，价格双轨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应有太大争议。真正有争议的是，当年是否存在比双轨制更好的价格改革策略？
我的看法是，双轨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集体认知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好选择。对这一点，当然是有争议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双轨制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很高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所谓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是指超越个人功利和个人理性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和态度。
第二，价格双轨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市场机会，推动了城市和国有经济改革。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现代工业部门之外，是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的根本性区别。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并无严格的计划，本质上是一种管制经济。分配给国有企业的所谓“计划物资”，经常与企业完成生产计划所需物资差别很大，不得不在国有部门内部进行“串换”。对工业生产资料进行“计划”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不让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不让农民与国有部门“争原料，争市场”。双轨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国有部门对工业生产资料的独享，从而给农民创造了机会，并且在国有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引进了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并不公平，但毕竟形成了一种推进改革的动力。
信息来源：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