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改革应关注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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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09-15 08:27:00
广东经济发达，但不良资产跟东北差不多，浙江的不良资产堪称全国最少，这是何故？更重要的是，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浙江金融的改革为何会支付少得多的成本？浙江的经验或许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般经验。
有人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成了唯一一家拣垃圾的公司，专拣国有商业银行的垃圾，不良资产都集中在这里处理。这个公司有个资产评估委员会，为这些资产收购，跟债务人谈判议定价格。委员会主任黄志凌博士，是公司成立时就从银行去的。行万里路，追万笔账，最近见他，刚值中年却已是满头飘雪。
前不久，在京约黄博士和一位官员聊天。黄博士说，广东经济发达，但不良资产跟东北差不多，而浙江的不良资产为何最少？
浙江与俄罗斯的金融故事
黄博士这一问里面的信息是，浙江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而民间金融的情况呢？我去年到过浙江台州的路桥区，全国声名显赫的两个民营金融机构都在那里——台州商业银行和泰隆信用社；他们的坏账竟然都在1%以下。这说明，浙江的经济增长尽管不是全国最快的，但它的资产质量却是全国最好的，经济成长自然也是最健康的。
浙江金融为何如此健康，而且像它的民营经济发展一样，也没支付多大成本？
有学者根据产权理论和浙江民间金融发达的事实，在全国号召建立民间银行。但是，浙江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也不错又如何理解？许多地方民间金融也很混乱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一家知名公司作“高层”，这家公司原来在一个地方做民间信用社，失败了，跑到北京改行才发达起来。我问他信用社为什么失败，他说，企业少，好企业更少，一两笔呆账就让你完蛋。
而为什么小小的浙江台州路桥区，竟有十多家银行在这里做生意，而且生意都不错（很多金融学者感慨银行比米铺还多）。企业密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前两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拥有企业数量是40家，而浙江是79家。去年我在路桥了解到的企业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如此密集的私人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再说，企业多，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决定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
俄罗斯的金融故事，可以从反面说明金融市场发育不仅仅是产权理论就可以指导的。美国著名记者戴维·霍夫曼写的《寡头》一书，被认为是一本纪念碑似的著作。里面讲，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让私人开银行，但这些银行都认为，靠给企业正常贷款挣钱是傻瓜，他们全用钱来做投机。叶利钦时代的4个商业寡头，发达起来都利用了自己的银行做投机。他们这种自利行为只是让俄罗斯的市场化道路更加曲折。我在想，在缺少真正民营企业的地方，让私人办银行，又能指望他们做怎样的选择呢？
金融市场改革可以低成本
说到底，我不是反对民间金融，而是反对提倡到处创立民间银行，反对不讲约束地引申浙江经验，怂恿到处创办民营银行的主张，尤其是在企业密度远远不够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是最缺钱的地方。国有银行一般只借钱给国有企业，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还有一个信息的原因。在当时，一亿元贷给上百家小企业与一亿元贷给一家国有企业相比，显然信息费用要多得多。
当时的浙江一是海防前线，二是没有什么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于是国家也没有在那里投资国有企业，当然也没有什么国家贷款。原温州市委书记及浙江省体改委主任董朝才告诉我，当时国家贷款讲指标控制，温州就没有什么贷款指标。许多民营企业当初创业的钱，都是靠利用与国企的关系辗转而来的。浙江私人企业的发展，就是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民间借贷。当时的国有银行与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根本就不匹配。
但钱和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不能走动，要拿钱来换；而钱是可以流动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流到你这儿。怎么算对它好呢？流动性强的金融资源对信息的要求高，而讲信用可以降低信息费用。于是，浙江人就自发进行创新和制度安排。讲信用不是浙江人的专用品德，而是资本约束下浙江人发现讲信用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这一点与广东不同，广东有港人的投资，后来办特区有国家的投资，钱来得便宜，就有些用钱的坏习惯，烂账当然也就多。
浙江的地方政府也注意到钱这种资源的流动性，为钱流向浙江创造条件。董朝才就告诉我，金融机构要央行批，当时他在温州做官，就让自己管辖的工商部门批，为民间金融创造条件。浙江有不少像董朝才那样的地方干部，他们当年“违规”发展民间金融也是经济人的选择，在地方财政包干，在无国企可依靠的约束下，浙江的地方官员要靠发展经济来发送政绩信号，只有善待民营企业，只有善待流动性强的金融资源。
浙江金融市场的发育与企业密度互为约束互为条件。浙江发达的民间金融，大大增加了浙江的企业密度。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既降低民间金融的信息成本，也节约了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同时，民间金融还给当地国有银行增加了竞争的压力。浙江这种企业密度与不同产权金融机构竞争的互为条件，说明这是一条成本较低的市场演进路线；至少跟目前为止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比，这是事实。
如何能“钱多不贵”？
6月，我与一位著名的香港经济学家和北大的教授去浙江绍兴，开会期间就浙江民间金融情况问及一位与会的国有商业银行行长。他说不错，现在信用好的人借钱，利息七八厘都能借到。我听了很吃惊。因为这跟国家贷款利息很接近了。如果算上国有银行借款的繁琐，借钱的代价差不多。这个情况一是说明曾经很缺钱的浙江，现在很有钱，物多不贵；二是浙江金融市场健康，信息的费用越来越低。
浙江金融市场还在出现一些更深刻的创新。
去年在浙江路桥拍片，发现当地国有商业银行下午4点就关门打烊了，两家民营金融机构的几个营业网点晚上七点还灯火通明，众多客户还把一块块砖头般大小的钱往银行柜台里扔。跑马观花，你会说国有银行服务差，但其中的道理比人们看到的要深刻许多。
曾经有学者估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能会与中国的银行出现这样的分工，外资银行有甄别贷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营业网点多，有吸收存款的比较优势，那么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分工吸收的存款，然后打包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发挥甄别贷款客户风险的优势专门分工贷款。然后，大家分享其中利益。但在路桥，民营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分工迹象，国有银行利用国家信用的吸储优势，将存款以现今可以变通的各种名目放出，让信息充分的民间金融机构分工贷款，然后分割利益。这一点，从不同金融机构负责客户信息的经理人数也可看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就有四五十人，而当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只有四五个人。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把钱给了别人去贷，它当然也不需要这么多客户经理，当然也不需要长时间上班。
把浙江的知识一般化，那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低成本道路是通过发展民间金融，不断加大企业密度，在降低不同产权金融机构获取信息费用的同时，又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竞争；民营银行不能在企业密度不同的地方一概提倡，而是要着力发展市场半径小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教条化，要注意本土的约束条件以及约束条件的转变，存量改革成本高，增量改革成本低，如今已是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并没有花费国企改革那样高的代价，这或许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般经验，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汲取的经验。
（文/高小勇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
有人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成了唯一一家拣垃圾的公司，专拣国有商业银行的垃圾，不良资产都集中在这里处理。这个公司有个资产评估委员会，为这些资产收购，跟债务人谈判议定价格。委员会主任黄志凌博士，是公司成立时就从银行去的。行万里路，追万笔账，最近见他，刚值中年却已是满头飘雪。
前不久，在京约黄博士和一位官员聊天。黄博士说，广东经济发达，但不良资产跟东北差不多，而浙江的不良资产为何最少？
浙江与俄罗斯的金融故事
黄博士这一问里面的信息是，浙江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而民间金融的情况呢？我去年到过浙江台州的路桥区，全国声名显赫的两个民营金融机构都在那里——台州商业银行和泰隆信用社；他们的坏账竟然都在1%以下。这说明，浙江的经济增长尽管不是全国最快的，但它的资产质量却是全国最好的，经济成长自然也是最健康的。
浙江金融为何如此健康，而且像它的民营经济发展一样，也没支付多大成本？
有学者根据产权理论和浙江民间金融发达的事实，在全国号召建立民间银行。但是，浙江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也不错又如何理解？许多地方民间金融也很混乱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一家知名公司作“高层”，这家公司原来在一个地方做民间信用社，失败了，跑到北京改行才发达起来。我问他信用社为什么失败，他说，企业少，好企业更少，一两笔呆账就让你完蛋。
而为什么小小的浙江台州路桥区，竟有十多家银行在这里做生意，而且生意都不错（很多金融学者感慨银行比米铺还多）。企业密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前两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拥有企业数量是40家，而浙江是79家。去年我在路桥了解到的企业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如此密集的私人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再说，企业多，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决定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
俄罗斯的金融故事，可以从反面说明金融市场发育不仅仅是产权理论就可以指导的。美国著名记者戴维·霍夫曼写的《寡头》一书，被认为是一本纪念碑似的著作。里面讲，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让私人开银行，但这些银行都认为，靠给企业正常贷款挣钱是傻瓜，他们全用钱来做投机。叶利钦时代的4个商业寡头，发达起来都利用了自己的银行做投机。他们这种自利行为只是让俄罗斯的市场化道路更加曲折。我在想，在缺少真正民营企业的地方，让私人办银行，又能指望他们做怎样的选择呢？
金融市场改革可以低成本
说到底，我不是反对民间金融，而是反对提倡到处创立民间银行，反对不讲约束地引申浙江经验，怂恿到处创办民营银行的主张，尤其是在企业密度远远不够的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是最缺钱的地方。国有银行一般只借钱给国有企业，除了意识形态原因，还有一个信息的原因。在当时，一亿元贷给上百家小企业与一亿元贷给一家国有企业相比，显然信息费用要多得多。
当时的浙江一是海防前线，二是没有什么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于是国家也没有在那里投资国有企业，当然也没有什么国家贷款。原温州市委书记及浙江省体改委主任董朝才告诉我，当时国家贷款讲指标控制，温州就没有什么贷款指标。许多民营企业当初创业的钱，都是靠利用与国企的关系辗转而来的。浙江私人企业的发展，就是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民间借贷。当时的国有银行与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根本就不匹配。
但钱和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不能走动，要拿钱来换；而钱是可以流动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流到你这儿。怎么算对它好呢？流动性强的金融资源对信息的要求高，而讲信用可以降低信息费用。于是，浙江人就自发进行创新和制度安排。讲信用不是浙江人的专用品德，而是资本约束下浙江人发现讲信用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这一点与广东不同，广东有港人的投资，后来办特区有国家的投资，钱来得便宜，就有些用钱的坏习惯，烂账当然也就多。
浙江的地方政府也注意到钱这种资源的流动性，为钱流向浙江创造条件。董朝才就告诉我，金融机构要央行批，当时他在温州做官，就让自己管辖的工商部门批，为民间金融创造条件。浙江有不少像董朝才那样的地方干部，他们当年“违规”发展民间金融也是经济人的选择，在地方财政包干，在无国企可依靠的约束下，浙江的地方官员要靠发展经济来发送政绩信号，只有善待民营企业，只有善待流动性强的金融资源。
浙江金融市场的发育与企业密度互为约束互为条件。浙江发达的民间金融，大大增加了浙江的企业密度。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既降低民间金融的信息成本，也节约了国有银行的信息费用。同时，民间金融还给当地国有银行增加了竞争的压力。浙江这种企业密度与不同产权金融机构竞争的互为条件，说明这是一条成本较低的市场演进路线；至少跟目前为止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比，这是事实。
如何能“钱多不贵”？
6月，我与一位著名的香港经济学家和北大的教授去浙江绍兴，开会期间就浙江民间金融情况问及一位与会的国有商业银行行长。他说不错，现在信用好的人借钱，利息七八厘都能借到。我听了很吃惊。因为这跟国家贷款利息很接近了。如果算上国有银行借款的繁琐，借钱的代价差不多。这个情况一是说明曾经很缺钱的浙江，现在很有钱，物多不贵；二是浙江金融市场健康，信息的费用越来越低。
浙江金融市场还在出现一些更深刻的创新。
去年在浙江路桥拍片，发现当地国有商业银行下午4点就关门打烊了，两家民营金融机构的几个营业网点晚上七点还灯火通明，众多客户还把一块块砖头般大小的钱往银行柜台里扔。跑马观花，你会说国有银行服务差，但其中的道理比人们看到的要深刻许多。
曾经有学者估计，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可能会与中国的银行出现这样的分工，外资银行有甄别贷款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营业网点多，有吸收存款的比较优势，那么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的银行分工吸收的存款，然后打包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发挥甄别贷款客户风险的优势专门分工贷款。然后，大家分享其中利益。但在路桥，民营金融机构和国有银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分工迹象，国有银行利用国家信用的吸储优势，将存款以现今可以变通的各种名目放出，让信息充分的民间金融机构分工贷款，然后分割利益。这一点，从不同金融机构负责客户信息的经理人数也可看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客户经理就有四五十人，而当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只有四五个人。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把钱给了别人去贷，它当然也不需要这么多客户经理，当然也不需要长时间上班。
把浙江的知识一般化，那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低成本道路是通过发展民间金融，不断加大企业密度，在降低不同产权金融机构获取信息费用的同时，又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竞争；民营银行不能在企业密度不同的地方一概提倡，而是要着力发展市场半径小信息费用低的民间金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教条化，要注意本土的约束条件以及约束条件的转变，存量改革成本高，增量改革成本低，如今已是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并没有花费国企改革那样高的代价，这或许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般经验，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应该汲取的经验。
（文/高小勇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