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时，有如下的外电评论：“中国决定放弃重商主义，融入全球化”；“从现在开始，世界贸易组织中终于有不同于美国和种种发达国家话语的话语了！”；“多哈的八分钟终于给中国人15年的努力以适当补偿。”中国民众对入世的感受，可谓“悲喜交集”，感受的是一种沉重；而外国政要似乎对中国入世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和担忧。国内的研究机构用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农业，担心数以亿计的农民向何处去？
　　目前，中国入世已经是180天，可谓“涉世未深”，我们无力记录这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变迁，而只能从宏观经济、从政府入世和资本市场三个层面折射中国“入世效应”的点滴。看来，朱镕基总理对“入世是先甜后苦”的直觉是正确的，从宏观经济看，外界对中国入世后，可能成为亚洲经济增长引擎的赞誉也许是溢美之辞，但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加速迹象；从政府职能转变看，阳光正透射到这个领域；从股市看，入世将带着浓重的“国有病”的资本市场已经走到了或生存或毁灭的十字路口。
　　入世180天，“入世效应”使得中国的表现真有些象涉世未深的孩子，有些拘谨但执著；有些困惑但坚定。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已经悄然移动，历史总是要从某一个事件开始的，2001年12月11日的当晚我们也许并没有激动得无法入眠也许20年后回望，我们才会醒悟，“入世”是如此重要的中国现代史的界碑之一。
　　一、春江水暖：当前WTO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朱总理在中国入世之后曾经说：“我担心中国入世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不是先苦后甜，而是先甜后苦”。从入世180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感受到的似乎是熏风暖意。中国经济逐渐趋暖。中国经济正是感受了这样的暖意，所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令人欣慰，其中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月同比增长9.3％，是今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月份；中国居民储蓄余额5月末为8.04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中国工业增加值5月份为2617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12.9%，创1998年以来最高月增长纪录；估计上半年外贸和外资增长都能保持在两位数；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则可能高达23%以上，除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之外，入世180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是比较明显的，全方位引证了朱总理入世效应“先甜”的直觉，而总理所称的“后苦”，则还有待时间的推移来揭示答案。
　　1、外贸“击浪沧海”：以消除管制优化外贸增长轨迹
　　在2001年底，几乎国内清一色地对外贸表示极端悲观，我们看到各个智囊部门的出口增长预测均只有6%左右，当时我们将之斥为“经济学家的集体非理性”，给出的2002年度出口增长保守数是10%，1-5月份，外贸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击浪沧海扬风帆”。除了世界经济明显好转的因素之外，外贸升温和WTO直接相关。
　　根据外经贸部披露，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下调了5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12%，并削减了非关税措施，将实施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品种由３３种减少到１２种。同时，还出台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对外贸易法》的相关配套法规，涉外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这种改善导致进口升温，而进口有序。
　　据统计，2002年１至５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1160亿美元，进口1055亿美元，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5亿美元。这些数据不仅消除了入世后中国可能为舶来品湮没的疑虑，反而使得人们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更强烈的自信。今年前五月进口商品中，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累计出口555亿美元，增长23%，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8%，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呈现平缓。海关统计显示，在1-5月，中国一般贸易进口继续回升，加工贸易进口增长迅速。加工贸易进出口达1080亿美元，增长百分之17%。其中，进口440亿美元，增长22%，占同期进口总额的百分之42%；出口640亿美元，增长14%，，占同期全国出口总额的55%。这隐约折射出：入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在逐步凸现出来，加工贸易的地位仍然被有可能被我们低估了。
　　2、外资“流向质量”：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的未来
　　21世纪初期外资的流动并非仅仅看资本的收益，还必须考虑风险，因此国际资本越来越“流向质量”，而中国入世使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信心大为增强。半年来以来，中国已经完成吸收外资三项基本法律的修订，发布了外商投资电信、保险、金融、音像制品分销等领域的有关规定，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取消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的时间表也已公布。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方面，出台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许多新的规定和办法。在投资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透明度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尽管只有短短6个月时间，入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跨国资本正以空前的速度涌入加入世贸后的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对此评论为“外国直接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涌入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显示，今年１至５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612家，比去年同期增长23%%；合同外资金额279亿美元，同比增长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如我们在去年年度报告中所预期的那样，今年外商实际投资额有望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增速将维持在10％以上。
　　目前外资在华新增的“绿地投资”在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兼并、增资做大在华原有业务，将合资企业控股化乃至独资化的趋势也在抬头，外资甚至开始介入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之前高墙森森的产业中。2002年5月28日，中国第一家通信领域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诞生，其中阿尔卡特拥有50％加一股，这突破了中国电信业外资控股底线；2002年5月24日，世界第一大水处理设备设计和生产商威望迪水务下属的法国通用水务公司，受让自来水浦东有限公司50％股权，城市供水服务业由此对外资打开了大门；2002年5月，在华投资最大的外资企业、总投资额34亿美元的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国总裁透露，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摩托罗拉亚洲中心将转移到中国。　 
　　180天，很难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已较往日有天壤之别，但政府的姿态使得国际投资者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营造一个稳健的可预见的法律环境，这些都成为了跨国资本涌入中国的重要动因。外资进入中国的序幕也是只是刚刚拉开，在中国加入世贸之际，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亚太财务总监杂志社层联合调查了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680家公司。结果显示，89％的在华外商计划未来3年增加对华投资，年增资额将达45亿美元。WTO对外资注入的正面影响，相当于中国政府通过WTO相关文本给外部世界以一个清晰可信的、不可撤销的承诺，这样的“一诺”之下，“千金”涌入就相当自然了。
　　入世给中国利用外资和外贸增长投洒的阳光，使得 “中国制造”这一命题更为呼之欲出。美国国内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近1/3接受访问的美国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对美国起最重要作用的国家。当被问到“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您认为哪个国家对于美国人民最重要”时，70%的被访者给出了答案：44%的人首先提到了中国，日本位居第二(比中国低了13个百分点)，36%的人认为中国商品便宜，31%的人表示中国产品质量好，也有20%的人说，中国工人的经验和技术水平高。但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制造业创新能力等各方面都还不乐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公布了2001年世界主要国家技术成就指数（TAI）评价体系和资料，该指数由技术创新、新技术传播、传统技术传播和人类技能等4个方面构成。72个参加评估的国家（地区）技术成就指数平均为0.374。而中国的技术成就指数为0.299，排在第45位，居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中国与处于同一类的巴西和印度相比，中国除了在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略高于巴西，在各方面都低于巴西。中国与第一类国家的差距巨大，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着鸿沟，在新技术传播方面也明显不足，在人类技能培养方面的差距制约着整体技术成就水平的提高。 因此，“中国制造”并非可以由入世自然而然带来的恩赐，而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争取这样的定位，否则我们就可能坐失良机，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成为难以逾越数字鸿沟的输家。
　　3、为“硬性指标”喝彩：对三农问题的重新正视
中国“三农问题”因WTO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有人戏称中国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两个特殊部门， 一是金融业， 这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行业，对金融资源用权力进行直接掌控的魅惑，使得人们对WTO可能给天生丽质的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十分关注。而另一个行业就是农业，长期牺牲自己向工业和其他产业输血，使得这个最古老的行业变成了“年长色衰”的老妇人，甚至使人们可能忘记了那片土地上还生活着8亿多中国人。人们对WTO可能给农业带来的巨大牺牲多少漠视了。但幸运是的，政府清醒意识到“无农不稳”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因此入世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几乎带有某种不达目的决不罢手的悲壮色彩。
　　中国目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中央除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还提出硬性指标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已明确要求进行税费改革的十九个省区的农民负担一定要下降20%以上。此外，农村改革还涵盖了其他足可能动摇农村经济徘徊不前的深层体制改革，包括：1、裁撤农村基层机构。目前各地乡镇基层政府机构精简也在落实中，这与农民减负同时进行，精简比例达到20%以上，办法则是因地制宜，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乡村合并，减少乡村干部的人数，节省开支。2、农民不再承担行政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承担‘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外，不再承担任何面向农民的行政性收费。3、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我们估计农村义务教育每年的经费缺口可能在1000亿左右，这是导致对农民乱收费的重要根源。近年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政府将数字作为非完成不可的硬指标，但看来为农民减负20%是一个绝不放手的硬指标，如果这样强硬的、既触动了表层，又撼动了体制积弊的改革能一以贯之，而非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中国入世效应体现在“三农”上，就真是化压力为动力了！
　　4、“梅子黄时”的苦涩：入世隐现的负面效应
　　入世并非福音书，我们尚难预料其给我们在欣喜之余会带来多少苦涩，但就入世界半年以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腹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再度拉大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势的疲弱。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是相当严重的，在整个八五期间，东部人均GDP增速为15%，西部仅为8.6%；而在九五期间，东部增速为9.8%，西部为8.1% ，两者的相对差异已经开始有所缩小。就居民收入来说，在八五期，东部城镇和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分别为5187元和2206元， 西部为3843和1145元，到了九五期间，东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为7940元和3138元，西部则为5642元和1685元，相对和绝对差异均未明显拉大。这说明，整个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初见成效的，通过投资和项目安排等一系列政策倾斜，有效地遏制了整个西部和东部差异的拉大。但倾斜政策的力量正受到中国入世后市场自发力量的削弱，东西部差异有可能因入世使得整个东南沿海重新活跃起来，而使西部相对冷落。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的240%，在未来10年间，如果东西部均以7.2%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600元，西部人均GDP为9400元，虽然绝对差额没有扩大，但相对额仍然拉大了13000元左右。只有西部的年均增速达到17.3%，而东部年均增长在7.2%时，未来10年内东西部人均GDP的绝对数差异才可能缩小并逐渐趋同。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目前经济最发达之地有三个主要地区，一是南方的珠三角。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出口及三资企业基地。二是华东的长三角。这里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工农业及科技实力雄厚，更是当前外贸及外商投资增长重点。三是京津冀北地区。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经济、运输中心，科研资源更居全国首位。上述三大经济发展带从南至北分布于东部沿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及速度。入世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跃升， 而另人不安的是，入世180天，西部在诸多经济指标方面有重新回落的趋势。鉴于数据的原因，我们暂只能比较2002年1-3月的情况。以基本建设投资来看，全国1-3月增长20.6%,其中东部增长18.5%, 而西北地区仅增长11.8%；以更新改造投资来看,全国1-3月增长了22.8%,其中东部增长了20.7%,而西部仅增长18.4%；西部在产品销售率、企业实现利润情况等方面甚至出现了萎缩现象，进口也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与入世有关，虽然中央政府扶持西部力度未减，但东部地方政府效率较高，使得外资注入和民间资本的企业更迅捷，而西部就相形见拙了。不是入世厚此薄彼，而是东部可能更善于借助入世带来的各种机遇，这无疑给西部出了个难题。　　
　　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入世效应就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初现疲态。其中最直接的入世因素是关税收入的减少和出口退税的激增。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征收关税收入明显减少，前4个月比去年同期下降24.8％。从短期看，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些承诺包含税率下调，使得关税下降；为刺激企业出口，国家实行了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就相当于减收。关税下降会直接影响财政收入。今年全年预算出口退税为1000亿，但第一季度出口退税405亿，比去年同期上升197亿，如此推算则全年退税可能达1600多亿。这对财政收支及财政赤字预算的完成都会产生一定压力。此外，中国财政也在感受着WTO带来的减税压力，目前全球许多国家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从吸引投资的角度来说，对我国的税收政策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此外，在WTO效应显示出来的最大冲击，在于统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的压力，可惜财政部至今并不认为此方面的进展有具体时间表。从长期看，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放宽限制、降低关税，对外贸易量一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税收及财政总收入相应增加。但短期内财政收入很难再保证超常增长的势头了。
　　目前，中央为保证财政收入增长，提出了“在保证每年税收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增有减、调整结构的税收政策”，从我国的整个税收结构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和国际接轨，要逐渐减少流转税的比重和对流转税的依赖，逐步提高所得税的比重。但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也许财政减收恰恰是藏富于民，富赋予中国经济更持久活力的动因呢？也许这是件塞翁失马的事。人们对WTO带来的种种得与失，正如一首词所描绘的那样：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不确定性感，迷离不定感也许是入世效应最典型的感觉。
　　二、阳光透射：当前政府改革的WTO效应分析
　　珍珠之所以成为珍珠，乃是从一粒尘埃或人工核开始，渐进地一层层被润泽的珍珠液所包裹，并最终成为璀璨的珍珠，这几乎就是渐进改革的全部秘诀。迄今我们或者不能对中国20年来改革所走的路子，和原苏东国家所经历的梦餍孰优孰劣下一个断然的结论，但中国的成就的确是明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 中国的改革迄今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在经历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城镇企业产权改革之后, 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最后攻关阶段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纵观这20多年来的实践, 可以发现，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渐进式的原则。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大、实施的力度之大, 古今中外都属罕见，我们完全可以引以自豪。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这种方式进行的改革历史上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例子, 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需要自己创新地去寻找解决方案。尤其是目前改革开始涉及到了重大经济体制及政府管理体制这个层面, 剩下的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此时渐进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既得利益阶层开始从改革的动力蜕变为阻力。邓小平先生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系，但……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体制封闭状况下制度演进产生歧化的可能性，较之开放背景下要大得多，尽管开放和增长之间存在“惊险的一跃”，但毕竟开放带来的阳光，使得政府全方面地感受到学习、遵循和参与制定全球化社会经济规则的压力和动力。而入世无疑就是这样让阳光透射进来的举动。盘点入世180天， WTO在推动政府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
　　1、立规矩者的“一定之规”：法规清理和重构进展
　　知中国者谓中国心忧，不知中国者谓中国何求？其实入世之所以被称为“政府入世”，乃有其深远含义。最先感受法律框架规范化痛苦的，可能是立规矩者而不是受规矩者。政府与WTO的接轨首先应该表现为政府制定的法规要与WTO总体原则接轨。据说，中国签订的WTO协议共有几百页，其中只有几页内容涉及经济问题，其余谈的都是法规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以为入世意味着中国的法律框架会推倒重来，但重大修改是必然的，这种修改有三重：第一重修改是我国有些法规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有些是在过渡转轨期间留下的，这些法规多数属于秘而不宣的“红头文件”，其中不少束缚和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政府管理中发挥“余冷”，无非是可能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看来相当多的红头文件“透明化”，衙门不再深入海也许是可能的。第二重修改是以往对不同所有制的主体以及国内主体和国外主体都分别颁布了一些不同的特别法律，这些法律之间存在一些差异甚至矛盾。对国有经济过度的“父爱关怀”、对外资企业“友邦”式的给予和对民营企业的淡然处之是未来法律框架所难以容忍的。第三重修改是中央权威和地方诸侯间法律法规的协调一致，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行政法规，带有明显的保护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垄断利益的特征，直接导致市场分割、区域性垄断和公平竞争。对于政府和私人部门，没有普适和规范的法律框架，就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生存的土壤。
　　据不完全统计，按照WTO要求，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有数千条法规需要修改或废除。仅以上海为例，上海的行政审批项目关系到经济方面总共有2027项。目前已经精简1000项以上的审批。又如，作为企业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会为了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按照法制统一、公开透明的原则，不久前已经以24号令的形式废止了13件部门规章，最近又对2001年以前颁布的113件部门规章进行了清理，打算再废止其中19件，同时对其中38件进行修订。与此同时，根据WTO的需要，国家经贸委也在抓紧修订和完善一些新法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直销业务规定》正处于立法调研阶段，《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重要工业品进口管理办法》、《煤炭出口管理暂行办法》等经贸规章正在起草之中，《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准备年内报国务院审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打算明年上报国务院审。
　　当然，在法规改革方面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例如，在税制改革方面，中国目前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而许多外资企业现在享有优惠所得税仅15%。这显然是无法维系的。尽管项怀诚称，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将并轨。但目前还没有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的改革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例如，在金融改革方面，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是比较有序的，但民间金融仍被阻隔在外，迄今没有内外一致的金融准入框架。再如，关于速递业，尽管可能有错综复杂的背景，但政府管理框架仍不明晰。改革20多年，我们告别了个人崇拜，告别了计划崇拜，但似乎迄今并未彻底告别所有制崇拜，相信这方面的改革仍是雄关漫道。
　　2、告别“命令经济”的习惯：决策过程趋于阳光化
　　有研究表明，前苏联之所以在外部冲击下崩溃得如此迅速，而中国则表现出惊人的韧性，除了转型期间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控制能力迥异之外，可能还和前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而中国搞的是“命令经济”有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有巨大牺牲的；而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则公众和政府的牺牲要小的多。但20多年来“命令经济”的陈规陋习并未根除。入世180天，已使许多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开始减少自身的项目审批权限，实现职能转变。今年以来，国家经贸委负责就主动取消了30类项目的行政审批权限，接近过去它拥有的对122项经济事务类项目行政审批权限的四分之一。北京市前几天刚刚宣布将取消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的21项审批事项，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环节由原来的80多个减少到30个左右。
　　政府部门在逐步放弃无论何事一律审批习惯的同时，决策过程也开始趋于阳光化。国家经贸委每年制定政策法规几百件，以往都是采用“红头文件”的形式逐级传达，只有各地经贸委及中直企业才能看到；而一般的企业和机构根本没有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从今年开始，国家经贸委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告》，刊登了国家经贸委制定发布的政策、规章、通知以及其他有关信息，为社会各界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掌握国家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信息提供了便利。北京市政府建立健全了行政审批程序性规定和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行政审批每一环节的权限和责任，规范审批行为，提高审批工作的透明度。再如，从今年开始，土地协议转让将逐步向公开拍卖转型，以前开发商靠和政府官员拉关系拿地的余地在迅速缩小。垄断部门也感受为了来自WTO的巨大影响，例如电信、电力、航空、石油石化、汽车生产等领域均在酝酿重组，尽管这种重组仍带有垄断者自行废止垄断的浓重的不彻底性，但垄断毕竟不在是不可触及的铁幕了。
  　不过政府行政的法制化过程即使在东南沿海也可能至少需要用3至5年时间才能完成。以北京为例子，北京市政府有审批职能的50个委办局，过去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比较复杂，涉及30多个部门，环节烦琐。现在北京市已在全市１８个区县都建立了交通便利、设施完备、服务功能和内部管理较为完善的“一站式”办公大厅，为投资者和人民群众办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深圳为例子，目前它们决搞定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即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采购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
　　迄今为止，政府告别以权力审批的步子仍然步履蹒跚，政府职能的转型仍不过果毅。例如，现有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急待整合，看来有必要把经委、计委及各产业局的宏观管理职能加以归并，组建为替全部企业，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服务的商务部。再如，经贸委及各产业局的企业管理职能也应逐渐被取消，过去数年，经贸委似乎成了各撤销部委的“接收大员”，目前其角色有必要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向企业的出资者角色转变，并通过人大授权将管理国有资产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职能集中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决策阳光化中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就是尤其要关注部委以自己的红头文件，和国家法律相抗衡，自我授权自我膨胀权力的倾向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3、积极的“拿来主义”：既受制于也受益于国际惯例
    真正的“拿来主义”者，是充分理解、遵守国际规则，在受制和受益于这些惯例的同时，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中国也是如此，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将之2001年有明显缓和，但仍有许多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就采取了以邻为壑的做法，在国内市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市场实施倾销政策。过去，我们由于不是WTO成员，遇到这些问题往往难以采取有效对策，蒙受巨大损失却又往往无能为力。但今年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经贸委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和国内企业的有关要求，共受理反倾销申诉案件12起，涉案成员14个，其中5起已作出最终裁定，2起作出初步裁定，其余5起正在初步调查中，为国内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60亿元。另外，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日前已正式设立了产业损害调查局。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开始采取一些新举措，设立一些和WTO相关的机构。例如外经贸部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加入世贸组织后确保中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
　　从今年起我国还将全面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除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这项改革是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税制度方面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有利于打破市场封锁和市场保护，推进中央对公共财政改革与国际惯例逐步实现接轨。财政部同时计划建立政府会计体系和非营利组织会计标准体系，希望在几年之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由三大部分（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和企业会计）组成的会计标准体系。 为了提高我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和透明度，推动我国统计制度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于2002年1月1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致函，通报了中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通用系统”的决定。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误解乃至人为扭曲，也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更为健康。
　　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半年以来，我国政府为适应WTO要求而进行的改革有一些成效，但总体来说，但其进度存在明显的“三个滞后”：一是对内开放的速度明显滞后于对外开放，毕竟现在中国经济是国有、外资、民营三足鼎立，对外开放的速度如果明显快于对内开放，那么就会有土权力和洋资本结合，买办盛行，权贵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明显滞后于政府机构改革，近年来政府机构的撤并设立之风潮始终未停，但政府治理效率和政府职能并未有根本改观，职能转变是本，机构撤裁是末，应警惕这方面本末倒置的危险。三是触动渐进改革“硬核”的系统性改革明显滞后于零星和容易入手的改革，使得WTO效应只是局部地、零散地得到体现, 并没有形成大气候。这显示出：政府改革其实是难度最大的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难度巨大的政府改革。对于一些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改革, 只有本着“不畏权贵、不纠缠既往、不忌讳体制改革”的“三不”思路, 正视“三个滞后”我国的政府改革才能够“破冰而行”，在此我们重新回忆其邓小平先生的一段话：“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正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三、死水微澜：当前股市WTO效应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似乎和中国入世承诺并不直接相关，细数文本，其实有关资本市场的内容大致包括：1、中国入世三年后，外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可与中国证券经营机构合资成立外资股份不超过33%的证券经营机构，从事A股、B股和H股以及政府债券的承销服务；2、外资证券经营机构还可与中国证券经营机构合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承诺在中国入世3年之后外资股份的上限可提高到49%。但这决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可以游离于WTO效应之外，WTO这场猛烈的野火，也或迟或早将席卷资本市场。从前有个水池，里面生活着一个青蛙家族，一年四季水温随着节气相应地切换这冷暖变化，一些年幼的青蛙常常因此生病甚至死去。多年以后，许多青蛙摸出了水温变化的规律，开始把水池真正当成了理想的天堂。有一天，池子里的水被逐渐加热，开始时青蛙们还以为是夏天来了，但等到发现池水都快沸腾的时候，最后一只还存有一口气的青蛙才意识到，天堂失火了！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现在的中国股市就一潭死水，WTO的效应就是那把天堂之火，没有谁，愿意成为死水中唱歌的青蛙。
　　1、监管部门的“执者失之”：股市改革此起彼伏
　　按照WTO的协议，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时间最靠后，然而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有关部门为推进证券市场“WTO化（指为适应WTO要求而做的变化）”而做的工作力度可能为最大，许多措施出台之快都出乎业界人士的预料。中国证监会甚至在入世当天就草拟了《中外合营证券公司审批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将该稿公开征求意见。新年伊始，中国证监会又公布了我国证券业对WTO承诺的四项主要内容和为了应对入世监管部门将主要抓好的六方面工作。从入世180天证券市场实际运行的情况看，WTO的有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制建设明显加速。仅在最近几周就颁布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等多部的法规。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全国涉案金额最大的一例证券价格操纵案—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于6月11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是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起诉的，根据《刑法》(修正案)第182条的规定，这些“黑庄”有可能被处予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是努力弱化对股市的行政化调控。今年股市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措施，就是4月5日中国证监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根据该项通知，证券公司代理证券交易佣金在不超过3‰上限的前提下，可以制定自己统一的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也可授权各证券营业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佣金收取标准，而且佣金收取标准的备案有效期完全由报备主体自主决定。暂且不管该项政策推出的时机是否适当，也不管它对市场的影响效果如何，单从改进角度上，无疑它表现出的是一种进步。据统计，全球主要的27个证券交易所中，绝大部分对佣金的收取采用自由协商制，其中大部分实行完全的自由协商制（，少数证券交易所实行规定最低费率、最高费率或在一定区间内协商议价的方式。新推出的佣金浮动制基本上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快接轨。
　　三是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高度关注。今年伊始，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便联合签署一号令，发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准则》，2001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年报第一次被要求披露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内容。此外，一系列新会计准则和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也正式实施。上市公司被要求按照这些新的法规和准则来出具财务报表，使得它们利用财务报表披露虚假信息的可能性变小。3月上旬，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２００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时，再度提到“规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 ５月份以后，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开始联合检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情况。这一切都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最近，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修改完成后实施。这些措施尽管没有触及上市公司的产权安排，但毕竟算是隔山打牛的努力了。
　　2、券商的“为生存而战”：合资浪潮悄然掀起
　　中国券商浓重的危机感和WTO密切相关，甚至有人说在入世的5年内，80%的中国券商将集体死亡，国内券商与国外投资银行在资产规模、管理机制、创新能力、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加入WTO 之后，中国券商将面临一段更为艰难的日子，其可能的出路大约有三种，一是同业合并，可以考虑首先由各省市或区域接近的券商进行兼并联合，组建区域性的大券商，同时根据自愿原则由全国性的大券商跨地区兼并其他中小券商，然后再由区域性的大券商联合组建全国性大券商。但这由于条块分割困难重重。二是混业兼并，即和国内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合作，创立全新的的金融控股公司，该出路的难点是如此显然极其庞大臃肿将有压倒性力量，可能迫使原有券商丧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发言权。三是和外国券商融合，成立中外合资、合作的券商。从业务和管理创新角度来看，活下来的券商可能是最早迈出中外合作步伐的券商。
　　中国券商似乎并不习惯于同业合并，也对庞大虚弱的国有银行心存畏惧，但对外资的进入都怀有某种期待。加入世贸组织后刚过3个月，我们就已经见到了合资证券公司的身影。３月７日长江证券与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百富勤签署了构架性协议，成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进军内地证券市场的先行者。３月２９日，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成为首家同时持有Ａ股承销和经纪牌照的合资券商。另外，其他众多的券商也在与外资投行各类合作谈判，今后必将会更多合资证券公司产生。由于前不久证监会公布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将于七月一日实施，预示着外资进入证券业从纸上谈兵进入实战阶段，届时必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合资证券机构。 据悉，国泰基金公司与瑞士银行已就组建中外合资基金管理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富国基金公司已经与蒙特利尔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华安基金公司与JP摩根的合作还在谈判当中，大成基金管理公司也在考虑采取增资扩股的方式吸收外资股东。 以券商自己的话说： 在入世之初搞中外合资，这是“投诚”；而在外资券商全面进军证券市场后，国内券商就可能只有“投降”的份儿了！
　　3、沪深股市的“十字路口”：不能再一意孤行
    沪深股市的命运多舛在WTO大潮下有些水落石出的味道,沪深股市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WTO效应全方位地冲击着错误定位的股市。
　　一是外资企业的上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2001年底，深沪两市1160家上市公司中A股1136家，B股112家，H股61家；A、B股兼有的88家，A、H股兼有的23家，纯A股1025家，纯B股24家，纯H股38家，中国资本市场已有相当规模。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始终是对国际投资者具有巨大魅力的发展中国家。到2001年12月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0,484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54.69亿美元。中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开放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外资独资企业在沪深股市的上市已非可能和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何时上和如何上的问题。在2001年11月，中国证监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程序申请在境内上市。2002年初国务院又公布了新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目前争论最激烈的是外资企业在华上市是否等同于向外商转移财富？有人说外资企业上市是送资而非引资。在目前市场环境，一、二级市场股价高企的情况下，沪深股市的市盈率远远高于国外成熟的股票市场，因此急于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发行股票上市，等于向外商转移财富，是“送资”而不是“引资”。无论如何纷争，外资企业在华上市已不再遥远。
　　二是民营企业的出逃倾向。虽然有传言说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在深圳启动三板市场，管理层将要求退市的亏损公司在上三板交易之前，必须先完成整体股权置换。同时，交易时间和方式也将有重大变化，目前中国的三板市场还只是一个股份转让市场，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柜台交易市场，而在发达国家，三板市场是除主板市场之外的一切非集中的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逐渐丧失对沪深股市的热情，丧失对二板市场的耐心，也丧失对三板市场和那些退市的国有企业同台亮相的兴趣，而将希望寄托在周边股市，尤其是香港股市身上，据说数为吸引内地企业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香港联交所正在修订有关条例，以使创业板更贴近内地企业。
　　三是沪深股市信心危机开始逐渐积累，中国股市成立十二年了，“在规范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规范”历来是指导股市发展的最高原则。但上市公司大多都是非流通国有股、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的企业，导致推动股市“发展”相对容易，对其实施“规范”却难上加难。除了股市遗留问题较多在规范化方面急需补课是一个重要原因之外，我们认为更主要的还在于没有一个太强势的利益集团公开出来反抗。股市成立时间相对较短，有关的利益集团根基还比较浅薄，而且利益集团从股市取得巨额利润时所采用的手段往往并不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无法公开站出来，反抗那些触及到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现在中国股市已不可能再延续原来的老思路一意孤行；也不可能推倒重来，在此过程中，需要市场参与者有勇气宽容存量及其种种问题，毕竟股市中的券商、上市公司、以坐庄为主的机构投资者等都在圈钱和财富积累初期都带有“原罪”；需要市场参与者有毅力肃清增量部分以使股市危局不再恶化，即使沪深股市是一潭死水，理性的办法也是引入源头活水来，而不可能让带问题的股市关闭掉。保存量清增量，可能是我国证券市场“WTO化”推进较为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WTO对中国股市的冲击是全方位，作用的时效也将相对较长。现在，我们已经将“WTO化”的闸门打开，相信江河奔流的新气象不久之后必将到来。在这种形势下，除了直接受政策规范的中介、上市公司和券商之外，各有关利益主体也应该认清大趋势顺势而为。前不久，股市上出了件怪事，16家本该退市的PT公司却奇迹般地宣布扭亏有望，究其因是大股东、债权人和地方政府都作出了“无私”的贡献。显然，这些机构和地方政府，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人认识还不是太充分，将来很可能会为这种“逆势而为”的贡献付出代价。
　　老子在其《道德经》中写道：“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其大意是，打算治理天下用妄为的办法，我看他是得不到什么的。天下神圣的东西，是不能妄为的。妄为的人要失败，想据为己有的要丢失。这对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沪深股市或者不无启发，国有银行也好，沪深股市也好，应该是服务于国民经济，而绝非国有经济。无论政府的威权或大量的钱财，都不可能救活缺乏效率和竞争力的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体制性的通货紧缩。沪深股市已不可能忽视除国有经济以外的经济主体，越用权力直接掌控金融资源，社会金融资源转为地下乃至灰色状态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