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产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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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2-02-09 11:44:00
以“脆弱年代的领导作用：对共同未来的展望”为主题的第3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纽约刚刚闭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名代表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探讨。2002年世界经济将发生哪些变化？中国又将扮演什么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
记者：进入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了近2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经济尚未复苏，日本经济难脱困境，欧洲经济增长缓慢。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华民：事实上，当前的世界经济基本上处于没有火车头带动的时期。我们知道，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就是中心与外围、火车头与车厢的关系。世界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只有靠中心发达国家火车头的先锋作用，才能带动车厢前行。如果都是车厢，经济就无法跑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由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火车头带动美洲、亚洲、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是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亚洲火车头——日本第一个熄火了。熄火原因是日本经济经过了高速成长期后，达到了增长的极限，这时经济就会出现增长率下降，泡沫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我个人认为，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出现泡沫是正常的，市场也需要泡沫，关键是对待泡沫的方法。不管是出于主观上的刻意追求，还是客观上的被迫无奈，日本采取的方法是捅破泡沫。事实证明泡沫一旦被捅破，反而会引起市场信心的崩溃。而信心的调整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未来20年中，我认为日本经济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两个事件消耗了第二个火车头——德国大量的经济力量。一是1991年柏林墙推倒以后的东西德合并。德国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为了调整全国经济，它提高了本国的利率，从而使英国愤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二是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马克成了欧元的主要储备货币，造成德国为了维持大欧元区的稳定，无法按国内的情况来使用货币政策。本来用以调整国内经济的政策，变成了调整区域经济稳定的政策，它的效用就没法正常发挥了。
最后一个熄火的火车头是美国。它的级别和能量是三个火车头中最大的。90年代初，社会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高频创新阶段，个人电脑、、微芯片、网络、INTNET、电子商务等一系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技术层出不穷，推动了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进入2000后，当新经济从高频创新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后，美国的优势开始减弱。由于没有一种新的替代的经济增长动力，企业投资和生产下滑，美国经济很快陷入了衰退。
记者：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的国家有3个，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您认为它们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华民：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之所以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小，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它们本来就不是靠世界经济的3个火车头来拉动的，也不可能长期成为其中的一节车厢。在这其中，数中国目前基础条件最好。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提供那么大一个市场。从长远看，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火车头。问题是成为一个什么级别的火车头，是相对独立的、东南亚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过程。
加入WTO和APEC会议的成功召开，都给中国创造了很好的契机，给中国是否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火车头、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提供了机会。事实上，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有这样的机会。
记者：按照传统理论，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最多的产品该多生产，去出口。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一样，我们发现，很多市场需求已经饱和。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呢？
华民：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问题。从总体上讲，美国还是一个主要从事创新、核心技术产品的大国。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以资本品为主，像机床设备、装备（包括城市基础设备），还有耐用消费品，他们有这个基础，有品牌、技术上优势。而亚洲应该相互分工配合，参与消费品的加工配套市场。
中国的机会在于许多产品成本很低，没有加入WTO前，许多市场进不去，没有通行证。现在有了通行证，仍要吸取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那就是——不要一
味追求顺差。想赚欧洲人、美国人、亚洲人的钱，只出口不进口，就没有发展空间。要避免小国心态，在获取市场空间的时候，要去发展国际分工，加强国际联系，形成一个双赢的国际合作关系。
此外，在产业分工上，还要考虑价格环境的变化。加入了WTO后，原来有关税，许多东西是我能做，人家不能做的，关税一取消，人家进来了，就要考虑相对价格发生的变化。还有出口，原来人家要征收我的关税，现在出去也没有关税了，以前很多不能做的事就可能可以做了。能做不能做，都会因为一个关税的调整，使得经营环境、贸易条件、商品比价发生变化，因此要根据价格市场给出的信号去调整产业。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根据市场给出的信息，让企业家去选择呢？
华民：对。企业家们的选择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国际市场分工。别人有的传统优势的产品（如瑞士手表），有很强的进入壁垒，可以暂时不要去竞争。摆正中国的角色定位。
第二条是关键，就是要研究中国的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中国是大国，如果大量出口某个商品，必然会导致出口价格下降，国际市场上这个商品供过于求，形成出口越多，价格越低，价格越低，收入越少，然后供给越多，再压价的恶性循环。结果是，出口越多反而恶化贸易条件，造成贫困。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劳动力最多，机会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但在选择怎样的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需求。
记者：那么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中，中国的产业定位是什么？
华民：目前，美国的新经济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但IT产业的需求还在扩张，毕竟它的周期还没走完。因此，IT产业的发展趋势，就是往成本低的地方走。以手机为例，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最低的制造成本也在中国，所以这个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就会比较大。有这样一个假说，IT产业将来的国际分工可能是，研究基地在美国，制造基地在中国，开发基地原来在日本（就像当初家电业的发展历程），但现在日本走下坡路了，就给中国机会了。我们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能不能把开发这一块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然后发展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辐射延伸呢？
这样，中国就能形成自己的产业梯度。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形成产业开发地带。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拷贝开发新的技术。江苏、浙江、广东等周边地带形成制造基地。树立起“中国制造”的国际品牌。
日本的制造业旋风起于家电、汽车、照相机等消费品行业，打败了美国。目前这三个消费浪潮已经进入增量减速期。因此，未来的中国应该去装备全球的电脑，去生产IT产品、光盘等新一代消费品。技术在美国，市场在全球。上海在这方面更应该成为中国的领头羊，成为亚洲地区重振IT开发产业，从美国接过IT技术的一个中心。做不了最终产品没关系，可以做中间品；做不到唯一（onlyone）没关系，可以做成第一（numberone）。
华民小传
华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十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顾问等。长期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8部，编写教材4部。主要成果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混合经济中的国家与市场》等。(黄文莉)
记者：进入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了近2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经济尚未复苏，日本经济难脱困境，欧洲经济增长缓慢。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华民：事实上，当前的世界经济基本上处于没有火车头带动的时期。我们知道，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就是中心与外围、火车头与车厢的关系。世界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只有靠中心发达国家火车头的先锋作用，才能带动车厢前行。如果都是车厢，经济就无法跑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由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火车头带动美洲、亚洲、欧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这是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黄金时代。到1988年，亚洲火车头——日本第一个熄火了。熄火原因是日本经济经过了高速成长期后，达到了增长的极限，这时经济就会出现增长率下降，泡沫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我个人认为，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出现泡沫是正常的，市场也需要泡沫，关键是对待泡沫的方法。不管是出于主观上的刻意追求，还是客观上的被迫无奈，日本采取的方法是捅破泡沫。事实证明泡沫一旦被捅破，反而会引起市场信心的崩溃。而信心的调整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未来20年中，我认为日本经济不会有太大的起色。
两个事件消耗了第二个火车头——德国大量的经济力量。一是1991年柏林墙推倒以后的东西德合并。德国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力，为了调整全国经济，它提高了本国的利率，从而使英国愤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二是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马克成了欧元的主要储备货币，造成德国为了维持大欧元区的稳定，无法按国内的情况来使用货币政策。本来用以调整国内经济的政策，变成了调整区域经济稳定的政策，它的效用就没法正常发挥了。
最后一个熄火的火车头是美国。它的级别和能量是三个火车头中最大的。90年代初，社会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高频创新阶段，个人电脑、、微芯片、网络、INTNET、电子商务等一系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技术层出不穷，推动了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进入2000后，当新经济从高频创新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后，美国的优势开始减弱。由于没有一种新的替代的经济增长动力，企业投资和生产下滑，美国经济很快陷入了衰退。
记者：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的国家有3个，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您认为它们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华民：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之所以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小，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它们本来就不是靠世界经济的3个火车头来拉动的，也不可能长期成为其中的一节车厢。在这其中，数中国目前基础条件最好。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提供那么大一个市场。从长远看，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火车头。问题是成为一个什么级别的火车头，是相对独立的、东南亚地区性的、还是世界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阶段过程。
加入WTO和APEC会议的成功召开，都给中国创造了很好的契机，给中国是否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火车头、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做出贡献提供了机会。事实上，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有这样的机会。
记者：按照传统理论，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最多的产品该多生产，去出口。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一样，我们发现，很多市场需求已经饱和。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呢？
华民：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问题。从总体上讲，美国还是一个主要从事创新、核心技术产品的大国。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以资本品为主，像机床设备、装备（包括城市基础设备），还有耐用消费品，他们有这个基础，有品牌、技术上优势。而亚洲应该相互分工配合，参与消费品的加工配套市场。
中国的机会在于许多产品成本很低，没有加入WTO前，许多市场进不去，没有通行证。现在有了通行证，仍要吸取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那就是——不要一
味追求顺差。想赚欧洲人、美国人、亚洲人的钱，只出口不进口，就没有发展空间。要避免小国心态，在获取市场空间的时候，要去发展国际分工，加强国际联系，形成一个双赢的国际合作关系。
此外，在产业分工上，还要考虑价格环境的变化。加入了WTO后，原来有关税，许多东西是我能做，人家不能做的，关税一取消，人家进来了，就要考虑相对价格发生的变化。还有出口，原来人家要征收我的关税，现在出去也没有关税了，以前很多不能做的事就可能可以做了。能做不能做，都会因为一个关税的调整，使得经营环境、贸易条件、商品比价发生变化，因此要根据价格市场给出的信号去调整产业。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根据市场给出的信息，让企业家去选择呢？
华民：对。企业家们的选择依据就是两条：一是国际市场分工。别人有的传统优势的产品（如瑞士手表），有很强的进入壁垒，可以暂时不要去竞争。摆正中国的角色定位。
第二条是关键，就是要研究中国的供给和世界需求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中国是大国，如果大量出口某个商品，必然会导致出口价格下降，国际市场上这个商品供过于求，形成出口越多，价格越低，价格越低，收入越少，然后供给越多，再压价的恶性循环。结果是，出口越多反而恶化贸易条件，造成贫困。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劳动力最多，机会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但在选择怎样的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需求。
记者：那么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中，中国的产业定位是什么？
华民：目前，美国的新经济在进行结构性调整。但IT产业的需求还在扩张，毕竟它的周期还没走完。因此，IT产业的发展趋势，就是往成本低的地方走。以手机为例，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最低的制造成本也在中国，所以这个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就会比较大。有这样一个假说，IT产业将来的国际分工可能是，研究基地在美国，制造基地在中国，开发基地原来在日本（就像当初家电业的发展历程），但现在日本走下坡路了，就给中国机会了。我们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能不能把开发这一块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然后发展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辐射延伸呢？
这样，中国就能形成自己的产业梯度。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形成产业开发地带。通过引进跨国公司，拷贝开发新的技术。江苏、浙江、广东等周边地带形成制造基地。树立起“中国制造”的国际品牌。
日本的制造业旋风起于家电、汽车、照相机等消费品行业，打败了美国。目前这三个消费浪潮已经进入增量减速期。因此，未来的中国应该去装备全球的电脑，去生产IT产品、光盘等新一代消费品。技术在美国，市场在全球。上海在这方面更应该成为中国的领头羊，成为亚洲地区重振IT开发产业，从美国接过IT技术的一个中心。做不了最终产品没关系，可以做中间品；做不到唯一（onlyone）没关系，可以做成第一（numberone）。
华民小传
华民，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十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顾问等。长期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8部，编写教材4部。主要成果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混合经济中的国家与市场》等。(黄文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