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春节休假因素，今年1月份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8%，环比增长10.1%；进口总值同比下降26.4%，环比下降3.8%；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8.2%，环比增长4.6%。
　　
　　上述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形势稍有企稳，结合此前已经发布的部分信息，如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所反弹、去年年末钢铁产量大幅上升以及钢铁价格暂时企稳，等等，经济似已出现回暖迹象。不少学者因此判断，中国经济出现了积极变化，有望先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支持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条件，大致可归纳为两条：其一，短期而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果断施行大规模救市，其中包括及时制定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以及十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适度采取“结构性减税”降低税负，先后四次上调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等等。这些应急之策，对于保经济增长的意义十分明显。
　　
　　其二，长期而言，外部危机并未打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格局，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力量，如城镇化、工业化以及潜力巨大的内部需求等依然存在。经过持续30年的发展积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年年递升，公共投资和基础建设明显改善，居民储蓄和民间资本大量形成，凡此种种，使中国在遭遇危机时相对受损较小，也保证了中国应对危机中相对复原较快。
　　
　　当然，尽管利好因素不少，盲目乐观却不可取。毕竟，这一次的经济调整，程度上是较为深刻的，由调整带来的阵痛，亦无可回避。经济复苏本身也未必是一蹴而就的，复苏的时间长度取决于经济的内在规律，并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
　　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之间可能出现的掣肘与抵牾。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甄别相互胶着的主次矛盾，努力推进关乎全局的体制攻坚，具体来说，中国经济需在复苏道路上全力攻克四道难关。
　　首先，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然较高，但投融资效率并不尽如人意，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由此，不仅可能造成固定投资高烧不退并随之带出通货膨胀，而且还有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际可能引起“硬着陆”之忧。
　　导致中国投融资体系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管制。由于信贷资金基本为国有银行所垄断，规模有限的上市壳资源则完全为证监部门所掌控，民间经济的活力因为金融管制而受到严重抑制。金融压抑与金融扭曲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
　　其次，中国30年来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主导性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制度建设等方面，还体现在中国的公共收支规模庞大、增速惊人。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年底起，配合中央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全国多个省级政府陆续出台的配套投资计划加总，所需资金一度报出18万亿元，相当于其后数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
　　然而，公共预算软约束的现实，导致财政资金物尽其用的目标难以保证，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严重挤占了其他用途的公共支出，明显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科教文卫、国防、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08、1.460、0.496、-0.068，由此可见，中国应在强化预算刚性约束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并将总量控制在合理体现“藏富于民”、尽量减少“挤出效应”的限度内。
　　再次，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自主性、持续性，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提振内需之国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最终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尚未突破40%，这种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每年的就业缺口依然高达千万人以上，这一严酷的制约必然成为城乡居民福利增长的巨大障碍。
　　按照一般规律，经济形势趋冷时期，就业形势和与之相关的敏感程度往往高于经济形势趋暖时期，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来自两点原因：其一，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低于大型企业；其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显著多于大型企业，有鉴于此，中国需在时下加快完成就业优先的思路转换与政策调整。
　　另外，我们的制度建设任重道远。一些学者估测，我国每年因腐败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可能占到GDP的13.2%~16.8%，宏观层面可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则占到GDP的35%左右，这些数据显然是令人担忧的。反过来说，中国保经济增长的部分任务，应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推进法制建设等方式低成本地完成。

信息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