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是在过去20年中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而这一奇迹仍在继续，还远未结束。自200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然而，在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结构为支撑，但是目前在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收入分配、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之间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突出表现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不一致性。考虑到我国目前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仍有40％的就业人口从事低效的传统农业，60％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在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加快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结构转型，应是宏观经济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唯此才能实现使更多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目的，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和谐。
　　
　　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目前在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问题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而二元经济结构是产生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以投资和出口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比重持续上升。持续高速的投资导致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使存量和流量的结构逐步失衡。资本存量的上升还导致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需求的结构，一方面导致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求不振；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的奢侈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倾斜，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样的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总产出持续增长和部分富裕阶层收入的迅速提高，但是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呈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以上结构问题已经形成了循环累积机制，造成经济二元结构转型缓慢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
　　
　　这些结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但是，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至少还需要大约40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结构性问题可能不断积累，矛盾有可能激化，进一步延缓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因此，拖延时间越长，付出的成本可能会越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可以通过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大部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的转移。其中，日本和台湾地区在15年左右的时间，将农业人口的比重由40％以上降低到20％以下；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将这一比重由近60％降低到15％以下，均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名义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5．36％、17．83％和27．31％。
　　
　　2005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45％左右，恰好相当于其他东亚国家高速增长初期的水平。而且，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以经济高速增长加快劳动力转移，在15－20年内将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降低到25％以下，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完成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其他结构性难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以高速增长带动经济结构转型也是完全必要的。
　
信息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