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产品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日益凸出的“双短缺”现象：从国内看，市场供给的产品供过于求、呈买方市场，但由政府供给的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从全球看，中国正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向世界各地提供着丰富的消费产品，但中国向全球和区域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公共产品才刚起步。“双短缺”现象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风向标：公共产品短缺效应空前放大
最近一个月，有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几则新闻非常引人注目。这些新闻都与中国长期被忽略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公共产品短缺状况有着紧密联系。
６月１３日，北京“天通苑”经济适用房放号，在暑热高温中千余人排队苦熬整整两昼夜，经济适用房“一号难求”。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１９９８年开始推出经济适用房，目的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价格较低的政策性住房。但在实践中这一政策走了样。一是供应量严重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像北京这样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北京２００４年经济适用房占住宅总投资的１０％左右，２００５年１至５月份更只占７％强。二是在大多数国家，开发商仅充当建筑商，配售主要由政府机构进行，但中国经济适用住房的分配和销售环节却由开发商这一市场主体来主导，开发商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利润，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等均不在考虑之列。
三天后的６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安徽泗县大庄镇卫生防疫保健所对全镇１９所中小学的２５００名学生接种甲肝疫苗，百余名学生接种后出现异常反应。虽然事后调查表明，甲肝疫苗是合格的，但事件本身凸显出的基层疫苗购货渠道混乱状况，则折射出中国农村公共卫生安全存在隐患。
再回溯历史，细细察看近三年间的中国新闻，虽然此间的经济发展多有颇为称道的表现，但长时间牵引公众注意力的却是公共产品短缺问题。这是公共产品短缺效应空前放大的三年。其肇端是２００３年春季爆发的非典突发事件，非典突发事件使整个社会众多的生命面临共同的灾难，暴露出缺乏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制不健全以及财政投入不足等公共卫生问题，使全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关注第一次超过对私人产品的关注。
其后，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问题悉数跃上舆论平台，弥补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历史欠帐的呼声雀起。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利好，被更加凸现的阻碍社会公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所遮掩。
以公共产品供给为内容的转型期到来
上述风向标表明中国面临着根本转型。表面上看，这是暴露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事件引发的。但如果以长时段视角观查，它却是中国应对新阶段社会现实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体系呈现出五大复杂性特征：
公共需求扩张型社会到来。２００３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国际经验说明，一国的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的过渡时期，也是该国公共产品需求快速扩张的时期。根据公共服务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人们对满足吃穿的温饱需求已开始转为对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
社会结构二元断层显性化。一是城乡二元结构显性化。长期以来，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８亿农民无缘充分享受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１９９７年开始逐步建立，到２００２年５月底，全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人口为３３８万人，约占农村贫困人口的１／１０左右，但享受对象大部分是失去劳动能力的五保户、残疾人等，带有社会救济的特点。中国的医疗价格和医药价格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定的，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１：６的状况下，农民难以支付和城市居民一样价格的医疗费用。
二是贫富二元断层显性化。《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目前中国尚有１．５亿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１１００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０.４５８，超过国际公认的０.４警戒线。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披露，内地最富裕的１０％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４５％；而最贫穷的１０％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１.４％，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城市的住房市场，已形成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普通的市民，收入水平低，已失去购买住房的能力；另一边是高收入群体，多的是投资购房的需求。
流动社会趋势加剧。但影响社会成员平等流动的教育、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等不公正制度性障碍因素大量存在。流动人口成为了大多数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打工妹的社会保护问题等，却没有基本法律保障。上亿“农民工”就业于城市仍不能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需求，无法像务工者所在地的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共财政的各种保障。
公民社会开始发育。中国已从官本位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公民社会强调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性，政府的一切措施需以民意为根据，政府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众参与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信息公共产品短缺，公众对预防风险和政策动态的信息需求激增，但相关信息公共产品的供应在数量、时效性、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还是不尽如人意；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