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3年，全国21个省市区发生大面积电荒，进而引发了电煤、柴油供应紧张，煤、油紧张又加剧了电荒。据权威预测，2004年，全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将比2003年更为严峻。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难题，政府、企业、学者、公众关注的目光纷纷聚焦于：这轮能源紧张究竟紧张到什么地步？紧张到什么时候？其直接、间接危害如何评估？其复杂根源如何剖析？其对策举措如何求解？
带着这一串沉甸甸的问号，专题调研小分队，分赴能源紧张较为突出的浙江、湖南两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研，并同北京众多业内专家广泛探讨，力求既摸到大量真实的第一手信息，又能探及能源紧张背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浙湘电老虎，突然成病猫 浙、湘两省电荒警报迭起
自2003年夏季以来，浙江一直是全国用电最为紧张的省份。国家电网公司调度中心的统计显示，2003年入冬后，浙江省已成为全国拉闸限电数量最多的省份，2003年11月下旬以来，每天都在300多万千瓦时以上。
浙江省台州发电厂的总值长刘鹏从2003年7月以来就再也没有休过假，因为发电厂所有机组都在满负荷运行。刘鹏对记者说：“以前还有低谷时段，现在都是高峰。”
作为国家特大型发电企业、浙江省第二大火力发电厂，台州发电厂在2003年创下建厂以来3个历史记录。“一是在7月21日，电厂当天发电量达到3457.7万千瓦时，创下全天发电历史最高记录；二是电厂在2003年全年发电量超过104亿千瓦时，创下全年发电历史最高记录；三是全年发电机组利用时间达到7200小时，是世界同等发电厂的两倍。”电厂党委书记孙良顺告诉记者。
为了应对建厂以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台州发电厂目前已经缩短设备检修时间，努力降低自用电量，关停了饮水器、空调等设备。据电厂党委副书记朱东临介绍，“2002年我们自用电占整个发电量的7.55％，2003年降到7.08％，0.5个百分点能够节约5000万度电。”
电老虎自用电的捉襟见肘背后自然是这个省电力紧张的严峻局势。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管官员在一次会议上忧虑地说，2003年1～11月，浙江省从省外购电量已达2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全年全省用电量达到1250亿千瓦时，电量缺口为30亿千瓦时，为2002年的30倍。
用电增长率略低于浙江的湖南省，在2003年也遭遇多年罕见的电荒。据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贺锡强介绍，2003年1～10月，湖南省全社会用电量高达4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6%；全社会累计日用电需求为1.25亿千瓦时左右，而目前湖南电网每天最多只能提供电量1.05亿千瓦时，日缺电量2000万千瓦时，缺口达15%以上。
湖南省经贸委主任林武坦承，全省正面临继夏季之后的又一轮严重缺电局势，“自2003年12月1日起，全省按每天1.1亿千瓦时电量控制用电，其用电指标切块包干到各地市，省里已没有任何机动指标。”
负责电力调度的湖南省长沙市电业局对外界的采访异常小心。记者经过一番努力从该局了解到，长沙将每日用电负荷计划总额度从1900万千瓦时减少到1800万千瓦时，但只是短期内的措施，如果需要，用电指标还会往下压。
连锁反应，煤、油吃紧
因为缺电，所以电厂满负荷运行，多发电，多送电，加剧电煤告急；因为缺电，所以大大小小企业重拾柴油机，发起自用电，加剧柴油告急。有人说，能源的“多米诺骨牌”在2003年一一倒下。
在湖南省，火电缺煤更加剧了电荒。据湖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贺锡强介绍，到2003年11月底，全省8大火电厂存煤仅54万吨，按正常情况只能维持8天左右，个别电厂只能维持2～3天，随时都有缺煤停机的危险。各火电厂普遍反映目前存煤煤质较差，导致发电机组出力不足，并危及机组安全运行。
在浙江省，进入去年第四季度后，电煤紧张局面日益加剧，目前已到告急程度。2003年，浙江发电耗煤的缺口达到470万吨，接近全年用煤计划量的24.32％。据浙江最大的电煤供应商——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介绍，截至2003年12月13日，该省电煤库存量已降至警戒线以下，仅有54万吨，只够7天用量。公司总经理工作部主任陈建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目前浙江省除北仑、嘉兴和台州三个发电厂以外，所有发电厂的厂存煤量均已降到警戒线以下。现在公司所有销售人员包括总经理都在外省蹲点，能买到多少算多少。”
在电、煤供应亮起红灯的同时，湖南和浙江各大加油站和油品供应商也开始纷纷告急。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上的几乎所有加油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车队。位于浙江台州的东港工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2003年11月下旬开始，柴油都买不到了，各个加油站都限加柴油50元，公司大货车跑几百公里的路，在中途要加好几次油，有时候加不到，只能停在加油站里。”
2003年12月3日上午，319国道湖南浏阳城区段由于车辆在加油站排起了长龙而造成国道瘫痪，一些市民为抢购柴油而大打出手，浏阳市被迫调集上百名警力维持秩序。据记者了解，一些情况稍好一点的加油站虽然没有明确告示柴油短缺，但站内的工作人员表示，剩下的这些柴油必须要留给市政车辆和公交车。在浏阳市，一些环卫交警部门的车辆因为缺少柴油已大量瘫痪，影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油品紧张随即引发了油价上涨。12月5日，往湖南株洲方向的几个个体加油站的柴油每升价格曾由3.13元骤升到3.8元，而且每次加油还不得超过100元。面对个体加油站哄抬油价的现象，湖南省物价部门不得不警告，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能源荒拉了浙江GDP0.6个百分点
记者在浙江专题调研时，该省一位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告诉记者：“2003年暴发的能源问题将影响浙江GDP0.6个百分点。”据记者了解，2003年年初暴发的非典疫情影响浙江GDP至多是0.1个百分点，换言之，能源紧张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力将6倍于非典疫情，而且这种影响在近期还将持续。
2003年7月以来，浙江大部分地区有40天左右的时间最高气温持续在40摄氏度以上，7月全省各地的降雨量只有常年同期的一成，温州、台州等浙江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干旱程度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1967年。为了保证高温期间不发生像加州大停电这类电网瘫痪的灾难性事件，浙江省电力部门只好采取惟一的手段：拉限电。据浙江省电力公司介绍，在7月，该省累计拉限电少用电量1.31亿千瓦时。浙江各个城市大多采取了“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的供电应急办法。拉限电的范围涉及工矿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居民住宅。
但是，拉限电并没有因为苦夏的离去而终结。隆冬时节，记者曾在高楼上俯瞰杭州，城里最繁华的路段只剩下星星点点的亮光，整个城市停了所有的亮灯工程，曾经灯火通明的天堂成了黑糊糊的一片，城市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工矿企业也遭受了非典之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全国化工百强企业——东港工贸集团公司就深受缺电之害。公司副总经理孙扬告诉记者，因为缺电，公司被迫减少生产时间，2003年第三季度原料药和染料中间体的产量还不如正常情况下1个月的产量。柴油短缺，也造成公司发货相当困难。有辆货车开到外省，没油了走不动，到当地的加油站加油，但被拒绝，因为当地最多只能保证本地车用油。孙扬说：“现在很多国外客户的订单都没法确定，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
据记者了解，浙江一些企业因为缺电被迫降低发展速度，台州市的有些企业像东港工贸集团公司一样已经调整了发展规划，将企业部分产品的生产地外迁。在杭州，不少企业拿着钱买不到电，企业老总急得团团转，眼睁睁地看着每天几十万的利润在流失。杭钢昌兴电炉炼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战建军说：“从7月份开始，由于受到杭州停电避峰的影响，公司每天少炼三炉钢，每炉钢的损失就是10万元纯利润。”
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行，浙江发输电设备故障开始增多。浙江省电力公司高级经济师孙裕田告诉记者，秦山核电三期2号机组、长兴热电二厂1号机组、北仑电厂2号机、温州电厂2号机、镇海电厂1号机都曾先后因故障停机，危及整个电网安全运行。
浙江省各个地级市政府为确保民用电，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贡献“电力”。比如台州市政府出台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自身发电。杭州市政府则宣布，在缺电高峰期，每天拿出15万元向企业大户“买”电，以便让全市老百姓能睡上好觉。
蜡烛、发电机在湖南人家空前走俏
长沙市对居民生活用电采取“送三停一”的限制措施后，长沙市下河街市场蜡烛价格应声上涨，原本每根0.2元的蜡烛一下子涨到了0.5元，甚至1元。此外，市场上的中小型发电机也成了市民们抢购的目标。去年12月4日，记者在长沙三湘南湖大市场一家电动工具批发部看到，不到30米长的店门外围已经堆放了40多台各种型号的发电机，不少买者还是用做家庭发电。
长沙市民刘永红一家一早就赶到这个市场选购发电机。他对记者说，停电对他们一家的生活影响很大，尤其是照顾小孩和老人非常不方便。点蜡烛又容易引起火灾，于是刘永红买了一台只有650瓦的超小型发电机。他说，只要能满足基本的照明和一般用电就行了。
长沙市大街小巷的部分路灯、灯箱广告等不再开启。很多商场和大型超市不得不关门停业，营业额大幅下降。长沙市河西一家大型超市负责人说，停电以后，超市冷藏的食品都只能退还给生产商或者干脆抛弃，光冷藏区一天的损失就达5万元左右，而整个超市一天的营业额损失则达到120万元。
2003年夏季湖南出现大面积电荒时，从7月23日到8月12日短短的20多天内，就造成了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机电等工业项目共计41亿元的损失。新一轮的电荒时间更长，目前已对化肥等企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尿素、碳铵等农资价格出现飞涨。
能源紧张谁之过 电力供应缺口巨大凸显电源建设滞后
三大支柱能源集体“短路”，根子和肿瘤在电荒。电力是经济建设的急先锋，而去年大面积电荒拉响的直接警报却是：我国电力供应总量不足，电源建设缓慢滞后。
一位权威人士分析，近年来电力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从1999年开始，三年之间没有一个电厂上马。尽管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公开称国家没有“三年不上电厂”，但记者调研中，相当多的人士还是坚持认为，实际上前些年各地执行的就是“三年不上电厂”的政策，电荒不能不首先归咎于此。
国家电网公司动力经济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周峰坦言，我国长期存在电力建设相对过慢的问题，电力建设年年欠账。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出乎意料，以至于全国总装机容量增长持续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最大时竟高达7%到8%。
在此轮湘、浙两地的电荒中，电力供不应求，首先表现在电源建设增长和社会用电增长的巨大落差上。
来自浙江经贸委的有关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该省夏季电网供应最高峰达１５００多万千瓦，远远超过现在１２２０万千瓦的网供能力。浙江省在“十五”计划《纲要》中期评估报告中指出，从２００２年起，浙江电力供不应求的矛盾开始显现，发电装机投产速度严重滞后于实际的负荷和用电增长速度。“尽管这种能源短缺是全国性的，但也暴露出制订‘十五’电力计划时，对能源的需求增长估计不足，预测不准。”
“十五”头两年，湖南省成为全国累计开工电源建设最多的省份。即使这样，2003年1至10月，湖南省全社会用电量高达4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6%，大大高于该省电力发展速度。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韩文科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我国在“九五”末期到“十五”期间经济发展迅猛，按此速度每年要新上马3000万千瓦的电源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实际上我国现在每年只新增电源1000万千瓦，缺口巨大。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张曙光对记者说，能源建设周期比较长，不能在能源供应富余的时候就放慢能源生产建设，能源紧缺的时候才加紧生产建设，这样会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电荒就是一个教训。
能源结构的脆弱性，也给这次能源荒雪上加霜。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处处长陈巨初介绍说，湖南省水电比重之高，全国亦属少见，全省总装机容量中有54%是水电。湖南省干旱时间过长，使水电大受气候影响，于是目前湖南省网发电任务几乎全部压在火电身上。浙江也存在水电比重过高的情况，浙江电力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水电基本废了。
专家们认为，本次电力紧张中，电网结构脆弱、网际调度能力差暴露无遗。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湘清说，目前我国跨地域的大型电力调度能力还不强，公共化电网和科学的交易系统软硬件还不完善。
即使在不缺电的时候，我国一些电厂年均发电时间也高达5000小时，相比之下，日本这样的耗能大国电厂的年均发电时间只在3500小时左右。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周大地所长告诉记者：“我们曾经以高负荷发电来达到短时期的电力平衡及富余，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在当前电力体制下，存在着谁也不愿当备用电源的矛盾，电厂在任何时段发电都只能享受相同的电价，没有给只发高峰电的电厂一定的补贴和经济补偿，因此电厂只能通过尽可能多发电来保证利润。”
调研中，浙、湘两省的业内人士还特别强调，电荒之年，运力成了煤炭、燃油供应的“卡脖子”环节，“远水解不了近渴”，愈加添堵。
为解决煤炭供应的运力瓶颈，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总经理已记不清在国家铁道部和交通部跑了多少趟。长兴电厂和钱清电厂本来是铁路直达运煤，但因为铁路运力不够，只能通过海运到上海港，然后再用汽车拉到电厂。此外，由于气候影响，浙江运煤的重要中转港口黄骅港和京唐港航道发生了严重淤积，需移至天津港加载，耽误时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石油分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毅亦指出，由于湖南持续长时间未降雨，水路运输十分困难，加上铁路车皮的紧张，石油调运矛盾十分突出。
市场煤、计划电顶牛，导致燃“煤”之急
“拔出萝卜带出泥”，连锁“三荒”抖露出我国能源链条固有的“疑难杂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的“非一日之寒”的价格纷争与利益博弈。
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这决定了煤炭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担当起主要电力燃料的角色。从1993年开始，煤价开始进入市场化，价格基本放开，而在电煤这一块却“留了个计划经济的尾巴”，在电煤市场一直存在着计划内（合同价格）和计划外（市场价）两种价格。由于国家每年规定的电煤指导价比市场价低出很多，煤炭系统要求涨价的呼声一直甚高。
据了解，煤电之争在2003年全国煤炭订货会上趋于白热化。由于当时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煤、电双方对预期电煤价格产生严重分歧，煤炭方坚持电煤涨价而电力企业坚决抵制，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湖南省煤炭工业局局长李联山对记者说：“去年电煤消耗量占到全国煤炭消耗量的大半，销售给电力行业的电煤价格每吨比煤炭市场价低33.65元。在2003年初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原定的电煤计划需求量为2.6亿吨左右，但会上只签了37%的供货合同，约为1亿吨，其余60%多供货合同落空。有的甚至采取极端方式：电厂不惜停机不发，煤矿借此少供或不供电煤。”
当煤炭行业第一次举起“价格武器”，燃“煤”之急、电力短缺便不期而至。于是，没有价格约束的计划外煤炭市场看好，价格飙升，挤压了计划内煤炭的市场，一贯享受计划内煤炭价格而又没能拿到足够供销合同的电厂叫苦不迭，大呼“煤荒”。
对此，煤、电两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位大型煤炭企业管理者愤愤地说：“我们为什么非要把煤低价卖给电厂不可！只要比较一下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职工待遇的悬殊，就知道煤炭的利润哪里去了。”
因电价受国家严格监管而深受市场化之痛，电力行业也有一肚子苦水。湖南耒阳电厂经营副厂长黄晓衡告诉记者：“2003年仅因为煤炭涨价一项，电厂已亏损了700多万元。煤炭在电厂成本中约占60%左右，电价是死的，煤价是活的，这样下去我们发电越多越赔钱。”浙江台州电厂党委书记孙良顺指出，电厂发1度电的成本价为0.23元，完成合约内的发电量后，电厂每超发1度电就要损失3分钱。
2003年12月25日，在福州2004年全国煤炭交易订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宣布，对全国燃煤机组的上网电价，一律每度上调0.7分。在订货会上，煤电双方价格拉锯战仍然“剑拔弩张”，发改委不得不出面协调，最后建议电煤价格每吨上涨12元。面对发改委苦心奉送的煤电价格联动这份“圣诞礼物”，电、煤两大阵营似乎都仍无法做到心满意足笑出口，对抗仍有可能再度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博士接受专访时分析认为，与电力行业相比，煤炭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控制力、利润空间和谈判地位大体处于弱势地位，在煤电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利益主要集中在电力方面而不是在煤炭方面。“煤电之争缘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难以使二者像国外那样相互融合。解决煤电之争还是要靠市场，根本出路是通过股权合作等实现煤电联营。”冯飞说。
能源发展机制缺陷集中暴露，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
更深层次透视这轮连锁暴发的能源“三荒”，记者调研发现，我国整个能源领域改革总体上严重滞后，与全国改革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要求明显不符，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副所长韩文科说，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政府还没有找到完全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能源发展道路。
在冯飞博士看来，计划、管制仍然是当前能源发展的主要机制，在能源领域市场化程度是偏低的，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把拳头攥得太紧。政府对电力行业的管制缺位与越位并存，企业尤其是电力生产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投资权、自主经营权。很多民间投资者有很强的投资欲望来搞电力建设，这些投资者对市场的敏感程度要远远高于政府，而我们的政策恰恰把这些投资者挡在外面。
冯飞对记者说：“政府是远离市场的，难以对市场需求及时作出灵敏的反应和正确的预测，政府计划往往赶不上市场变化。一些决策往往是政府在不太充足的信息基础上做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撞大运，决策对了那是碰上的，决策错了也是正常的。”
从电力市场反馈的信息看，我国电力投资持续下降，而电力增长持续增加，连续4年电力弹性系数（用电增长指数与GDP增长指数的比值）大于1，说明持续几年必然造成缺电的后果。不少专家直言：在电力需求方面，市场信号反应是正确的，而在强管制的制度下，决策部门却出现严重低估，预测错误。
据浙江省富兴电力燃料公司总经理工作部主任陈建平介绍，在2003年初全国煤炭订货会上，其公司在上年全省实际耗用发电用煤2051万吨的基础上，经过对浙江省电力需求的增长趋势预算，上报的计划量为2300万吨。而国家综合部门实际安排给浙江省的计划订货量只有1932万吨。实际上，截至去年底，全省发电耗煤超过2400万吨。
专家指出，不首先改变强计划、强管制的能源发展机制和模式，就难以根治电力短缺。冯飞博士提出两种管制机制：能源发展机制应当由经济性管制转化到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就是看这项目是否有赢利前景、上网电价是多少等；而社会性管制包括新建的电厂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符合能源发展战略、电力安全等。“而我国社会性管制十分薄弱，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两三年。”
这次能源连锁告急，牵一发而动全身，电力体制市场化不够的弊端充分暴露。虽然1997年进行了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电力体制政企不分的问题解决了，但国家电力公司既是一个电网的运营者，同时也是一个电厂的运营者，哪家发电公司发多少电由国家电力公司说了算。原电力规划科学院院长吕伟业认为，电荒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电力投资体制，在于我国发电、输电、配电各环节的一体化垄断经营。
国家电网公司垂直一体化垄断的体制性弊端，再加上占有装机容量一半规模的独立电厂，要求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于是2003年成为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第一年。据调查，此次电力体制改革，主要立足于破解四大积弊：一是要构建一个有利于市场竞争的结构，就是要实行“厂网分开”。二是要形成一个电力市场有效竞争的市场架构竞争机制，即“竞价上网”。三是要构建一个新型政府管理方式和管制制度。四是要解决电力企业微观机制的改革，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合格的市场主体。
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是在电力市场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去年电力部门的这项改革刚刚开始，未尽奏效。而且，发电、输配电各环节的一体化垄断经营尚未打破；竞争框架正在搭建中，竞争主体、市场秩序、市场功能、定价机制等还未改革到位；新成立的电监会在电荒危机中没能完全发挥作用，甚至被认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
经济高增长和重化工业拉动用电需求刚性增长
如果将电荒问题放在更广阔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从供需两方面综合考察，我们会取得这样一个重要共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面带动了用电需求强劲增长。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实现了GDP翻两番而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我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上游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世界第二消费大国。
浙江省近年经济增长速度尤快，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200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90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左右。与此同时，该省全社会用电快速增长，2003年为23%左右，创历史新高。今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10%以上，预计全社会用电量将增长19%左右。
国民经济飞驰在快车道，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状况对能源、资源需求的直接拉动尤其旺盛。
2003年，全年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6.56%，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38%。重工业用电增速一改过去多年低于轻工业增速的局面，高出0.56个百分点。
冯飞博士指出，我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从轻化工业向重化工业迈进的新阶段。而重化工业的形成机制依赖于三大因素：一是居民的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比如居民对汽车和房地产的需求，就能对钢铁、装备等30多个行业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催生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三是国际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这三股合力会形成对高耗能产业的需求拉力。
“我们通常讲工业化中期，更多的是看工业占整个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而没太注重工业内部结构性变化。其实，当重工业和轻工业之比（即霍夫曼系数）大于1，就意味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对于中国重化工业新阶段的突如其来，能源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部门都没能自觉意识到，预防不足，措手不及；经济研究界也是在逐步加深认识。”冯飞对记者坦言。
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暴露产业结构弊病
自去年第二季度末开始，樊纲等经济学家数次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苗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论。更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则倾向于认为，我国经济总体应属正常，不过在钢铁、房地产、汽车、建材等部分领域确实存在过热。
尽管钢铁、建材、有色金属、汽车等行业出现的快速增长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对这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的情况，也应予以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亦不讳言，高耗能工业已经成为工业用电增长的主导力量，某些高耗能产业发展势头过猛，打破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超出了资源的支撑能力，这是缺电的关键原因。
作为资源小省的浙江，部分高能耗企业投资过热绷紧了薄弱的能源链。浙江省电力公司高级经济师孙裕田以水泥产业举例说：“浙江全省水泥产量达到5742万吨，但高能耗企业增长的势头还在继续。”杭州市电力局高级工程师韩霄汉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杭州市冶金建材企业用电量占到工业用电的26％，而且水泥、钢铁有新增势头。”据调查，去年8月份开始，杭州市32.5级、42.5级水泥的市场价格3个月均上涨了1倍左右，突破历史最高价。
从全国情况看，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年产钢突破２亿吨的国家，在铁矿石、焦炭和电力供应以及运输等支撑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国钢铁行业扩张势头仍然不减，而国内国际市场现有的资源、能源、运输条件均难以保证钢铁行业如此高速发展。我国电解铝产量突破500万吨，已经产大于销，但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５００万吨，我国电解铝产能的过快增长，已促使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暴涨。
权威人士提醒，我国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高能耗行业的快速增长导致GDP用电单耗上升，2003年前三个季度达到1737千瓦时/万元，仅此一项就拉动用电增长7.1个百分点。
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数据，去年全年消耗15亿吨标准煤，8．2亿吨水泥和2．6亿吨钢材，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世界的30％，钢材的消费占全世界的1/3以上，水泥的消费量占全世界的50％。
以如此指标支撑去年GDP实现9．1％的增长率，这样的资源代价是否过于沉痛？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中，如何从根本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投资冲动？如何抓紧研究制定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产业政策和规划，发挥对行业健康发展的导向作用？如何建立和完善行业信息发布制度，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监测分析，及时发布产品供求、现有产能、行业投资、在建规模等信息，理性引导投资方向？
在这些方面，电荒传达出的经济信号，不啻于对传统拼资源消耗的“粗增长”发展模式的诘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甚至断言：“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能源安全警报紧急拉响，可持续性发展迫在眉睫
诊断能源紧张综合症状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感慨道：“所有眼前问题，都是因为长期战略没有处理好造成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实现经济翻两番。我们的能源基础能否支撑？
过去20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以较低的能源增长支持较高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20年，能否继续这样的成就？
能源紧张的暴发使这些问题的回答迫在眉睫。中国能源战略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正对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造成沉重压力。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已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开发、运输、利用难度加大。
——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甚至若干年后将逐渐下降。到2020年，中国石油供应的一大半将依赖国际资源。
——国家的节能政策尚不健全、国人的节能观念相对匮乏。我们其实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但是没有挖掘出来。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改革进程中的我国，都应着力探讨如何保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个世界性问题。”周大地强调。调研中记者强烈感到，树立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尽快制订实施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全新命题正在被电荒警报紧迫催生。
能源安全急呼节能国策
调研中，专家普遍预测，全面缓解电力紧张至少需要二到三年的时间。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陈进行预言，由于电力需求继续高速增长，同期电源投产容量相对不足，2004年全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将比2003年更为严峻。今年元月上旬，先后有１６个省区出现拉闸限电情况，浙江、湖南两省亦在其中。
“吃一堑，长一智”，电荒当前，从国家到地方，从专家到企业，纷纷为能源解困出谋划策，既立足应急，又放眼长远。
实施能源安全战略，提升节能为三大基本国策之一
在去年能源危机的沉重氛围之中，11月1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能源战略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百余位知名学者、企业家、政府高层官员纷纷对能源危机辨证施治。
据透露，该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等很多部门参与，课题分别涉及：过去20年我国能源战略经验的总结、能源需求预测、能源供给结构调整方案、石油安全问题、节能问题、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能源体制改革、洁净煤技术、可再生能源、能源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本次提交给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是《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就是在11个专题研究基础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厉行节能，被推到能源战略的首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等多位专家建议，实行“节能优先、结构多元、环境友好”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把节约资源（包括能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将“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称为新时期的三大基本国策。
“现在是推行节能的最好时期，需要法律、国策、政策、体制、技术多管齐下，在全社会倡导一个节能型社会，喊出节能型社会这个口号来。”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的主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副部长冯飞言之凿凿，“要进一步修订完善《节能法》，强化其可操作性。推广节能技术，选用节能设备。采取减免税、直接补偿等政策，激励企业自觉节能。”
去年“两会”之后成立了正局级机构——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可能源局被认为根本定不了能源的“大局”。冯飞呼吁国家应“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能源管理机构（能源部），推进能源改革，建立石油储备体系，制定和实施能源发展战略”。未来20年，必须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着重解决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问题，进一步发挥体制效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要根本上改变过去强计划、强管制的能源发展机制，放松经济性管制而加强社会性管制。鼓励各种投资者进入电力建设中来。
调整和优化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也是中国能源安全战略题中应有之义。能源专家们建议：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产业，依靠国内资源满足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基本需求，积极发展水电、核电和先进可再生能源，利用20年时间，初步形成结构多元的能源消费格局，使优质能源比例明显提高。
国家应急措施彰显协调理念
国家把“先生活后生产”作为2004年用电供应原则，重点保证居民生活用电，尽量避免小学生点着蜡烛做作业的现象出现。为了缓解电力供应瓶颈制约，国务院去年底召开会议，提出六项措施。调研中，记者发现，这些对策措施普遍注入了协调的理念。
国家发改委将继续按照“突出重点、先急后缓、统筹兼顾”的原则，加强协调工作力度。在搞好电力生产调度方面，要求优化网内调度，国家电网公司要搞好区域电网间的协调。
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对煤、电、油、运的供需衔接和运行调节。13个大型煤炭基地的规划建设在加快，产煤大省山西已有６８％的停产整顿煤矿恢复生产。对煤炭紧张的华东、华中等部分省区市以及出现告急情况的电力直供电厂和部分重点冶金企业增加供应。国家发改委会同中石油、中石化两集团公司，采取调增原油加工量、削减出口量、调整柴汽比等多种措施，并紧急增加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紧缺地区的市场投放量。铁路部门优先保证煤炭、粮食、油品、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
为避免利益纷争，煤炭和运力、煤电价格的协调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国家正在疏导电、煤价格矛盾，发挥市场机制在电价制定中的作用。调整电力供大于求时对于发电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取消各地擅自出台的优惠电价。研究并完善峰谷电价和丰枯分季电价政策，促进电网“移峰填谷”。
高耗能产业遭遇急刹车
一方面千方百计确保电力供应，另一方面要抑制非理性用电需求。2003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拟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和《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在网上公开发布。《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是要“依靠科学技术、降低消耗，防治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支持推广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严厉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坚决制止产品质量低劣、能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
2003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有针对性地发出号令，“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
浙湘痛定思痛力欲“突出重围”
2003年11月份，一则《浙江省长北上谋煤》的消息被广泛转载：“为确保煤炭供应无后顾之忧，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经理，花了近10天时间，在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大型煤矿间来回奔波。”在经历了2003年的能源之痛后，一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政策在浙湘两省呼之欲出，被专家认为能够为中国能源政策的调整提供借鉴。其核心思想就是：充分利用省内省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严格控制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加快电力结构调整的步伐。
浙江省已基本落实的电源建设项目共25个，规模2626万千瓦，其中在建的项目有7个。浙江继续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理顺省网和区域电网的资产和管理关系，配合做好电网公司主辅分离各项工作。湖南省修改了原有的“十五”计划，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分别制定了高、中、低三个电源优化排序方案，其中最有可能被采纳的“中”方案与原“十五”计划相比，新增加开工容量305万千瓦，增加投产容量85万千瓦。
浙江将进一步加强联系，重点争取周边省市和三峡向浙江增加电力和电量，尽快制定跨区和网内电力交易的合理电价或价格上限，尽可能达成长期合同。湖南省目前已架通了到葛洲坝、三峡的500千伏输变电线路，打通了外电入湘的“蓝色通道”。
浙湘两省也亮出调整能源结构的决心。浙江正把下属的台州市建设成为华东能源基地，目前台州市投资350亿元的中国最大的火电厂—— 华能玉环火电厂正在建设中，名列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温岭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已经建成。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发展处处长夏晓林说：“具有优良的地质条件和海运条件的台州，未来将形成以核电为主，火电、水电为辅，抽水蓄能发电配套，风电、潮汐电互补能源格局。”湖南省《电源优化排序中方案》显示：湖南将极力改变现时水电比重过重的现状，争取在2005年使水火电装机容量比为50：50，2020年水火抽核装机容量比为27：54：11：8。专家认为，这样一种电力资源结构比较合理。
产业结构调整被紧急提上日程。夏晓林告诉记者：“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浙江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含量，降低能源消耗，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特别是对钢铁、水泥、玻璃产业的发展。”
节能被两省空前重视。浙江省一次推出了50个节电示范项目，投产后可节约90万吨标煤。湖南省有关部门发出“把取暖空调温度尽量调低一两度，关闭景观灯”的呼吁。
正如抗非典孕生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一样，电荒使供电应急机制也呼之欲出。杭州市电力局高级工程师韩霄汉告诉记者：“如果把整条线路都拉掉的话，可能会影响在这条线路上的重要单位，要做到停点不停线，关键是需要立法授权，明确规定拉限电时应该“保什么”，可以“拉什么”和“限什么”以及企业损失如何赔偿等问题。”他呼吁，城市供电应急机制预案亟待为政府干预和电力公司拉限电行为提供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