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１年，在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之中，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维持了“七上八下”的较高增长率，２００２年的增长率则已高于８％。２００３年，一季度的增长率高达９．６％，其后在经历了ＳＡＲＳ冲击的情况下，前三季度的ＧＤＰ增幅仍在８．５％的水平。据有关部门预测，全年ＧＤＰ增长率可以达到８．５％。
这些情况表明，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我国ＧＤＰ增长率已经稳定在８％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上升期。与此同时，投资明显活跃，物价开始上扬，企业利润明显增加，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ＣＰＩ）已连续１０个月处于正值区域之内，新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正显示“排浪”端倪向我们靠近。
特别意义深远的是，投资对于国家财政资金的依赖明显减弱，其自主增长的活力明显加强从资金来源情况看，企业自筹、外资、国内贷款支持的投资增长明显快于预算内资金。这种内生性增长因素的发力，意味着我们坚持六个年头的反周期操作已见明显成效，政府投资终于带来了民间投资较普遍的跟进，并使整个经济大势进入了自主性上升的通道。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走过了由低谷区向高峰区转换的拐点。
这种强劲发展的局面，是我们在经历了数年经济相对低迷、承受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时所一再企盼、并为之作出一系列调控努力的结果。随着经济局面的重大变化，当前，各界在宏观经济形势判断方面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与不同的观点，其中，已有关于警惕新一轮经济过热的意见。我们认为，出现这种认识是正常的，从逻辑上说，当经济周期曲线已度过拐点而走向峰顶区时，值得警惕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抑制经济过热，而且当前也确有部分领域如钢材、房地产等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过快。但是，尚不能据此得出国民经济已经过热，应马上采取政策转向安排以对付通胀的结论。这是因为，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冷”“热”程度，不能简单看数字，或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比较。必须结合我国经济的特点和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筹谋和审慎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走势。随着“短缺时代”渐行渐远，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改革一步步逼近核心，各种问题、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三农”、下岗失业、消费不振、社会保障、生态环境、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谋求解决，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只有在逐步消除“二元结构”的超常规“赶超”中才能实现。我们认为：
一、国民经济运行在走过拐点以后，到峰顶还有一段时间（一般要以若干年计）的距离，这一期间我们客观上还具有乘势而上的潜力。今后对于防止过热的关注是必要的，现在对部分行业已出现的过热现象和政府推动型的重复建设，也应采取必要的调控对策。但是，目前还不宜于马上在宏观政策的总体安排上作出太大力度的转向。
二、我国经济转轨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中，明显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能简单类比之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二元经济体，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他国无法比拟的巨大增长空间，同时为实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必须紧紧抓住发展的硬道理，更加强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所以前面数年我国在宏观经济低谷区的增长幅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是正常的和有特定国情、特定发展阶段背景因素支撑的，这一点为他国经验所难以说明——所以有独特的“缩长（通货紧缩中的高增长）”之说；而一旦走出低谷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上一个台阶，仍是正常的和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力量支撑的。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审时度势地把潜在增长率最大限度地变为现实增长率，现时并不宜简单比照他国经验对宏观政策立即作出大动作调整。
三、即使在宏观经济已明显转暖的情况下，我国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表现出经济转轨、改革深化过程中复杂矛盾的交织，特别是“三农”问题背景下往往比经济“冷与热”问题更尖锐、更突出的“增加就业——社会安定”方面的硬约束，所以化解就业压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应优先于化解通胀压力问题，相应地在政策把握上，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增加就业机会这一目标的特殊份量，尽可能把增长空间与就业机会的文章做足，因而不宜轻易改行不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的收缩性措施。
四、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不断重复建设、不断优胜劣汰的过程，我们不能指望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目前“重复建设”中以民营企业为主、无政府操作背景的那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在发挥引导作用的表现。所需警惕和反对的主要是政府推动下出现的重复建设。另外，目前我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重化工业，资金需要量巨大，在当前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占企业全部资金比重较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重化工业从投入到产出本身存在较长时滞，不能期望ＣＰＩ指数现在就作出明显响应。
现在看来，在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涨的好形势下，２００４年仍有较快发展的条件，在总体政策框架上仍需注意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即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方针下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乘势而上，加快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更多地注重在应付下一轮通胀压力方面未雨绸缪，增强对经济态势的预测分析，对局部的过热问题和突出的（尤其是政府驱动背景下的）结构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对策措施。因此，当前在保持政策必要连续性的同时，也需要对政策进行积极的相机调整与完善：
——合理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适度减少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国债资金的运用要更加突出重点，主要用于在建工程的续建和收尾，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国土整治公共工程的投入，并注重支持西部大开发、老工业基地改造的重点项目等。同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优化项目决策，加强监督管理，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率。
——改进和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套衔接，在财政扩张性政策逐渐淡出的同时，增大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力度。
——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作用应进一步发挥，理顺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机构等与财政部门和商业性金融体系的关系，努力发挥财政贴息、低息贷款、信用担保等调节手段的引导、幅射、倾斜作用和“四两拨千斤”的资金放大效应，并积极开拓和推进ＢＯＴ、ＴＯＴ等引导运用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的新方式。
——推动新一轮税制改革，适时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和增值税转型，同时把可用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与其他政策措施相互呼应地付诸实施。
——在进一步扩大内需方面，应重点充实、完善对消费的鼓励性政策，并改善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改进投资环境。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积极致力于制度创新，进一步解决深层次矛盾制约问题，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以求为今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形成愈益稳定、有力的体制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