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采取了许多结构性减税措施，灵活运用税收政策支持经济扩张的规模不比国债投资规模小 
　　记者：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者增速下滑趋势时政府会采取扩张财政的办法。而在扩张财政中，减税又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更强调扩大财政支出即发行国债等办法，而较少涉及减税。这是为什么？ 
　　范剑平：这是种误解。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采取了许多结构性减税措施，灵活运用税收政策支持经济扩张的规模不比国债投资规模小。以今年为例，出口退税实际额度达到1250亿元，加上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购买国产设备用于投资可享受所得税的优惠、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和金融机构营业税率的下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税收优惠等减税措施，可以说，灵活运用税收政策支持经济扩张的规模不比1500亿元国债投资规模小。 
　　记者：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政府所作的国债投资印象很深，但对这些减税措施有“视而不见”之感？ 
　　范剑平：我理解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几年灵活运用税收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不仅仅只是减税，也新开征了利息税等个别小税种，而燃料税等税制改革也在进行中，因此简单地用“减税”来概括我国税收政策或税制改革方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二是中国经济中现金交易多，中小纳税人多，征税难度大，如果形成声势浩大的减税氛围，对工作在第一线的税务工作者不利。 
　　增值税转型等税制改革措施在时机成熟时会及时推出，但当前不是出台减税措施的适当时机 
　　记者：在经济学界，减税的呼声从未间断。呼吁者认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必要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手，实施一些可能的措施，结构性减税就是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仅仅通过发行国债启动投资会增加国家的债务负担，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双管齐下”，即除了通过发行国债进行投资扩大总需求外，还需要通过减税扩大供给。您赞同这种观点吗？ 
　　范剑平：近年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在研究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科学征管等许多税制改革的理论、操作方案，研究税制改革对财政承受能力、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税收政策和税制都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作出调整，相信在时机成熟时，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科学征管等许多税制改革措施会及时推出，但当前不是推出减税措施的适当时机。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今年前7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增长10.6％，增幅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5％，而全国财政支出则增长18.7％，高于同期收入的增幅，而下半年仍有很多刚性支出。因此，我认为，从全年看，要把财政赤字水平控制在国民经济和财政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务之急是增收节支，加强征管，应收尽收。这应当是当前的政策取向。 
　　当然，减税有它好的一面，但减税对财政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是国家不能承受的，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从长远看，一些减税措施肯定会出台，谁也没有否认，增值税应该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应该合并，个人所得税应该完善，包括调节不同收入阶层收入的遗产税应该出台。 
　　要使经济和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只能采用比较适当的税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政策取向 
　　记者：一般来讲，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向税率低的地方流动，如果其他国家税率一减再减而我国税率保持不动，无疑将削弱我国的竞争力。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用低税率政策？ 
　　范剑平：从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税率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过高税率影响效率，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很沉重；过低税率影响公平，政府再分配能力过弱影响税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我国处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各方面社会矛盾突出，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指望在这一历史阶段“无为而治”，很多事情让市场自己去调节。无论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好，还有其他问题也好，如军工企业问题，很多老国企、资源近枯竭的煤城等，西部大开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等都需要政府拿钱。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赶超型的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高新产业发展上，政府都是要拿钱的。如果政府采用了过低的税率，表面上看，对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如果整个社会不稳定，生产还能够进行吗？所以要使经济和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政府增加的支出压力很大，只能采用比较适当的税率来完成财政的应有职能，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政策取向。 
　　记者：您认为，我国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水平到底如何？税制改革下一步该如何走？ 
　　范剑平：我觉得我国目前不存在税负水平过高的问题，另外也不能简单地与其他国家进行税率比较。我国财政占GDP的比重这几年有上升趋势，但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并不存在税率过高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今后税制改革的方向我认为将是有增有减，结构调整，使税收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节不同利益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政策工具。 
　　我国企业和农民负担过重主要不是正规的税收造成的，而是税外收费负担的结果 
　　记者：呼吁减税的理论界和企业界人士认为，近年我国税收每年增加均在1000亿元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幅。税收收入的过快增长，不仅脱离了经济增长的基础，而且作用也主要是紧缩性的。从1994年开始，我国连续7年税收增长在20％以上，而同期国企则困难重重，减税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刺激非政府投资。您认为是这样吗？ 
　　范剑平：我们搞了金税工程以后，一些大企业的缴税工作有很大进步，但应该说还没有做到应收尽收。发达国家应收的税大约为70％，发展中国家大约能收到40％，我们大约在两者中间，一般能达到50－60％。所以说，这几年税收的高增长不是说因为我们加了税，而是加强税收征管的作用。税制改革基本上减税而不是加税。所以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经济增长只是增发国债的作用，这两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口保持了较高增长，出口的良好表现与国家出口退税的力度加大有密切关系。 
　　记者：但是，有些企业和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存在的。 
  　范剑平：我国确实存在部分企业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但它是由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收费和税外负担造成的。所以下一步说减税不如说减费更符合政策要领。为农民减负，农村要进行税费改革；为企业减负，要通过规范地方政府和部门职能、行为，制止乱收费、乱摊派。 
　　我国下一步也不会出现供应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应该是各种理论兼收并蓄 
　　记者：总体来讲，您不赞同在目前采用供应学派的减税措施作为下一步的政策取向。 
　　范剑平：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学术流派的理论作为政策依据，其实供应学派只是众多理论流派中的一个，它的理论为宏观调控提供的理论支点也是众多理论支点中的一个，其他理论还有货币学派、凯恩斯理论、新古典理论等，现在如果一窝蜂地讲供应学派的理论恐怕是不合实际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也好，或者各种理论流派应该是兼收并蓄，吸纳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不应该拘泥于某一派。如果说供应学派的理论能包治百病的话，西方国家也不会在这几年盛行这派理论，那几年盛行那派理论。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会流行。我们国家下一步也不会是供应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恐怕是各种理论兼收并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又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阶段。供应学派的理论可能对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更适用。 
　　另外，我国税制结构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方成熟市场国家一般采用直接税，即所得税为主，不像我们以间接税即流转税为主，它的政策效用发挥得更好。这也是我们不敢贸然采用这种理论的又一原因。 
　　记者：为什么很多人都对减税措施这么感兴趣？比如有经济学家说，减税是一种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刘国光、张曙光等人也都在呼吁减税。 
  　范剑平：我也注意到他们几个人的看法，他们所主张的都是结构性减税。我国理论界恐怕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要大规模减税，都是在谈结构性减税，在一定范围内减税。也就是说，大家都看到我们不具备大规模全面减税的条件，但是在讲结构性减税的时候，不能一边倒，要把该考虑的问题考虑的周全些。 
　　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不是说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就行，任何一种理论的流行都是因为其实用价值，像纳什的博弈理论，为什么会沉寂那么多年后又流行起来？因为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大家觉得越来越眼花缭乱，对信息的掌握越来越不充分，信息对称的问题就摆在大家面前。这些问题引发大家思考，这才发现，哦，早在多年以前就有一个叫纳什的人提出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所以说，一种观点的流行与实践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看每一种理论流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它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