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五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局很重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百年是个大的阶段，而前十年是重中之重。从1990到1910年，清朝末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震荡，最后才有了辛亥革命，并铸就了中国近代后期的一系列事实，这些直接左右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道路的选择，包括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城市的国家托拉斯体制、基本消费品配给制等等一系列重大变革、重大事实。20世纪我们完成了一些工作，但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很多重要的工作被推到了21世纪，比如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所准备的宏观管理体制还很不健全，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制定政策的方式、方法很不完善，微观基础很不健康，经济结构问题更为突出等，这一系列问题日益强烈地困扰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些问作一探讨，并借此对我国未来五年的经济走势作出初步判断。
一、民营化的制度涵义与前景
　　（一）民营机制的第一个层面，是资本社会化。我们现在正在普遍实行股份制，股份制是否就是资本社会化？资本社会化是否就是私有化？这些不能简单做出判断。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资本社会化。即便你不是守财奴，你有钱有积极性进行投资，但你投资的最大额度仍然受制于你一个人财产的积累能力，你所能做的事情将非常少，而且在风险失控的情况下，你极有可能立刻从富人变成穷光蛋。这就是因为缺乏资本社会化所具有的风险控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所有的风险都由一人承担。而资本社会化将使财产所有者联合起来，并且与其他具有不同专用性财产的人相结合，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共同承担风险的关系。这些不同要素的联合体就是公司。公司赖以运行的资本是社会化资本，法律上就是法人资本。考茨基搞的就不是传统经典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产权基础就是社会化了的资本，我们把它称作市场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资本主义能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得助于种种资本主义模式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也得助于市场社会主义为它所提供的种种制度资源，以至于我们过去对考茨基的评价也值得重新考虑。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江总书记也要求我们研究一下资本主义，依据我的判断，总书记这个要求的潜台词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死？它为什么还有比较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哪些经验？这些问题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后来，人们似乎没有大多的精力和兴趣来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而现在，经济市场化将近20年的实践（中国经济市场化真正开始于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我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在走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资本日益社会化将是一个趋势，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实践。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已经不大，而且还在下降，这就好，这叫“小马拉大车”，我们可以超越一定时期国家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借助于资本体系的杠杆机制来发展经济。国家只是投资主体之一，股份制也只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上海下岗职工较多，但社会较为稳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那些人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股票。从而，资本社会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稳定的手段，职工不至于因为下岗和收入递减而对社会丧失信心。　　
　　未来五年，资本社会化是大势所趋，资本社会他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因为实践证明它并不可怕。安徽可能由于目前存在种种经济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多多少少显得有些保守，有点担心，以至对资本社会化好处的理解还很不充分，但评价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势不能局限于安徽。江西这样一个财政税收、国民经济总量、人口数量、经济结构目前在国内排序跟安徽非常接近的省份，现在正在做资本社会化。省委省政府支持国有企业这么做。怎么做？江西省委省政府讲了，如果江西省的国有企业能够被清华同方的高技术嫁接，可以优先上市。当然，这话有欠妥之处，能否上市不是由省委省政府决定的，但反映了一种良好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二）民营机制的第二个层面，是用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来改造公有企业的管理体系。传统公有制不改革是没有办法形成市场经济的。原有的公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它和市场经济不可能融合，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应实事求是。这么多年的实践还不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吗？苏南模式是不可靠的，苏南模式的实践正在否定它自身。1992年之后，一方面是温州模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苏南模式相形见拙。这说明过去我们赖以自信的经济模式看来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倒是温州模式逐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它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的新的生产力。以至于温州的私营业主问我们的政治家：他们是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政治家当然应该说是，因为事实摆在那里。温州模式的公有部分占ＧＤＰ不超过21％，所以就业压力下大，他们的改组改制改造都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这两种方式的成本和付费主体是不一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中央为改革付费，自下而上的改革则是改革者本身为自己付费。私人业主会考虑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等一系列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即使他不懂经济学，但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就不能容忍一分钱的浪费，不能容忍任何沉淀成本。他到处钻营，他的研究开发在合肥不行，就可放到上海，立足上海，研究全国、研究全世界，看在什么地方能赚钱，能获得市场机会，这不是钻营吗？钻营有何坏处？过去用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看来都未必可靠，过去资产阶级所做的许多事情，今天我们正在做，这是殊途同归。尽管我们最初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种种差别，但一旦我们复归于经济市场他的时候，我们才意外发现原来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由此看来，民营机制无论过去依附于资本主义还是今天被我们社会主义所用，看来都值得我们肯定，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一涨一落，最好他说明这一点，而且这个实践还在延续。从1996、1997年开始，苏南地区的一些乡镇、县市政府组织一批集体企业的经营者到温州考察、学习，是公有制向私有制学习，是习惯于以公有财产力基础来考虑问题的人向以私有财产力基础考虑问题的人学习，这个实践已经趋超了我们共产党人过去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上的偏好。现在中央都在大胆地搞股份制，即使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势已成，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羞羞答答，暖昧会误事。民营企业的管理作为民营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用在传统的私人业主企业，更能够用在股份化的公司制企业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如承包经营或给经营者期权、股权激励，正是东西方行之有效的民营管理的组成部分，所以，民营并不可怕。事实上，什么地方民营化的速度快，民营经济比重大，什么地方的经济就充满活力；相反，什么地方就落后。由此看来，新一届的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将重点发展民营经济是有道理的，判断是准确的。近年来经济地理的重新划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大幅变动足以证明，公有经济或国有经济或国有体制改造幅度不大的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财务危机。就这点未看，振兴安徽经济尽管有种种其他选择，但眼前可以做的就是加速民营化。　　
　　当然加速民营化不等于全盘私有化。中央决定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部门中退出，我觉得应加“逐步”两个字，这样就更可靠了。退不是一下子撤退，一下子撤退，国家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吗？在撤退过程中，伴随着用民营机制改造国有企业，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将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投资于新的领域，借助新的生长机制，使更多的国有企业焕发生机，这样的退才真正是有益的。这里也包含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问题。同样一件事，如果民间做也行，官方做也行，不如民间做，官方做等于官方提供的是一个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存在的地方，市场是失灵的。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提供公共物品，这样的供给是难以连续的，最后变成短缺物品。与其唯一由官方供给，不如调动更多的积极性，这就是小平同志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务虚会上所说的：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既要调动中央的积极性，更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我把小平这一思想延伸到另外一个层面上来就是光靠公有部门来投资是不够的，我们的财政说到底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吃饭财政，在大多数地方都不是建设财政、发展财政，而吃饭财政有多少钱用来投资？为什么安徽的皖东、皖中、皖西地区的县乡之间的道路基础设施这么差？说到底就是缺钱。由此看来，我们必须启动民间资源，借助民营机制来以小搏大，做成过去依靠国家投资做不成的事情。要借助民营机制改造国有企业，我并不主张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全盘私有化。中国就是中国，有其特有的国情，容不得我们有急躁情绪。虽然我们不主张全盘私有化，但民营化是回避不了的，公司制、股份制本身就是民营机制。　　
　　（三）民营机制的第三个层面，是引入民间人才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间”是广义的。民间有很多人才，国有部门的人才也是民间人才，在民间的种种要素中，民间的管理者值得我们重视。在经济市场化走到一定阶段之后自上而下都意识到要进行人事体制改革，要把对管理者的考核从干部系列中剥离出来。事实上，每一个劳动者的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有一些禀赋条件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性格，有的人虽然不懂得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但却是一名完全称职的企业经营者。有一位成长性不错的企业家，起步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背着口袋沿街卖毛线的小商贩，不久他发现织毛线的人赚饯多，于是购买了别人淘汰的机器来织毛线，但不久他又发现织毛线下如织布、做西服赚钱，于是把几家倒闭的服装厂吃进来，开始做西服。但产品没品牌就是无差异产品，只能低价售出，于是就做自己的品牌，市场定价比“皮尔卡丹”还高。他还牛气十足地说，皮尔卡丹的销售商以销售他的产品为荣。在他的实践中，经济学上长期讲不清楚的道理变得一清二楚，这也说明，作为一名企业家，仅满足于最初始的状态是不够，只有发展才能体现它的生存价值，体现核心竞争力这东西，他做成了中国毛纺织业的“天下第一”，于是这个企业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历史丰碑。这就是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你给他一根杠杆，就能撬起很重的东西，这就是民营机制。而有的机制，给企业经营者搭便车就可发财，必然造就一个懒汉，最后沦落为穷光蛋。这说明民营机制不可怕，这就是结论。
　　
二、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宏观管理体系　　
　　（一）大金融、小财政　　
　　宏观管理体系一般说来包括三个部分：金融、财政、贸易。如何围绕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基础来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宏观管理体系这是未来五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国民经济将没有办法走出过去经常重复的、低水平的、动荡不定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总是存在的。现在西方的经济周期不明朗了，那是因为它的第三产业已经占到ＧＤＰ的50％以上，尤其是制造业已经被信息技术彻底地改头换面了，传统制造业中以固定资产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确实不复存在，而我们存在。我们能不能走出经济周期，始终处在比较有效的、高起点上稳定有效运行，这就有赖于能不能在未来五年中形成一种与市场配置资源相一致的宏观管理体系。未来宏观管理体系将是大金融、财政的格局。大财政、小金融是计划体制的特点。现在计划内摘不到的靠计划外。上海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靠计划外的，靠融资。没有计划外使用资金、分配资金的手段，就没有办法融资。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大金融，金融真正成为信息交汇中心、资金运行纽带、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中介。只有大金融才能形成这样的格局。未来五年，这样一个大金融的格局将进一步形成。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金融体系还包括诸多的难以控制的风险，比如银行金融这一块，银行与银行之间的资金运行成本还很高，卡不能联网，不能互用，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机制不健全。比如我用的是中行的卡，如在上海，任何一个机器都可以使用，但到合肥来，在中行机器上去取钱，机器不认帐，我必须到柜台去取饯，并交纳较高的手续费，这手续费就是用这笔货币的交易成本。如果我不愿意支付这个交易成本，我就放弃在合肥买东西，这就限制了本地商品销售。商品不能通过信用购买，就会限制生产部门发展。如果整个金融体系，银行金融这一块不能相互融通，那么，人民银行风险控制如何落实，你能控制Ａ，但不能控制Ｂ。大家都知道货币可以创造货币，但风险也可以衍生风险，我更看重后一句。我这个部门的风险是1，衍生到你那里的风险又是1，两个风险传递到其它部门去可能就是4，再传递下去可能就是8，有的时候不简单是等比数列，而可能是类似原子裂变这种方式，东南亚金融风波已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将来有可能爆发新的不同于1997年的金融风波。面对新的金融风波，我们能否有效地抑制金融风险呢？这是个问题。所以必须围绕市场配置资源这个机制来构建一个有效的银行金融与非银行金融，大量的资金融通要通过非银行金融。创业板市场出来以后会导致资金分流，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股市可能会出现低迷，因为客观上讲，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潜力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制度创新带动收入增长的机制存在种种障碍。因此，短期内可支配资金的增加速度可能不像原来预期的那么快。　　
　　（二）公共财政　　
　　公共投资主要靠财政，经济落后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税收基础日益误弱。我们一方面面临吃饭财政，另一方面财政还要保企业，也就是财政客观上承担了微观企业的风险。未来的五年，如果不能走出这个局面，那么正在构建的公共财政体系将会落空。公共财政强调的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现在税制运行成本很高，税收过程中的讨价还价使得公共部门吃亏，策观部门福利增加，税收减少。而在征税过程中，税务部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是未来五年财政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导致税制运行成本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税收结构太复杂。这样一个结构性税率导致种种若乐不均的现象，导致种种讨价还价的现象。于是一到效税的时假纳税人就用所有的精力和智慧，导致该征的税征不上来。现在有人提出，可不可以参照西方的间接税制搞单一税制？我是赞成的，但我也是强调“逐步”实施，因为单一税制是有基础的，单一税制的基础就是企业普遍信守合同，政府也信守合同，这就是依法行政。美国也只是从里根政府才开始实行单一税制。里根政府的供给经济学，财政这一块就强调单一税制，当然，还有信用制度。税制越复杂，越难以运作。所以我们也要逐步简化税制。　　
（三）如何看待加入ＷＴＯ
　　谈到ＷＴＯ，讨论是多的是入世之后行业怎么办，而我倒更看重一个东西，即“支付文化”。它并非仅仅是指借债还钱，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领导说话算数，承诺的事情必须兑现，等等。企业借债不还，领导说话不算数，个人承诺不兑现都是不符合支付文化标准的。搞市场经济，你如果说的不兑现，我也可以，大家都不兑现，最后所有的交易主体福利都是减少的。如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叫“合作博弈”。企业与企业、银行之间也应是这种关系。前不久，韩国的大宇汽车公司为什么倒闭？就是因为没钱，还不起债务，又借不来钱。若别人愿意借钱给你，就是对你信用的承认。一旦你没有钱，又借不来钱，你就真的完了。强调支付文化，就必须强化我们的微观基础。我们在贸易体系中怎样把技术文化贯彻到所有领域？比如，按照ＷＴＯ法，我们的商品中，农药残留物达到什么标准，你必须承诺。我们执行的税率，关税是多少，国内是不是有大量的出口补贴，你必须按ＷＴＯ的标准执行。如果不执行，就违背ＷＴＯ法，可能遭到严重的处罚。ＷＴＯ更多的是一种约束。为什么外国政府几乎都支持中国加入ＷＴＯ？就是希望我们接受这个规则，按这个规则去“跳舞”，他们害怕我们踩了解他的脚。政府变判最后是可以解决的，墨西哥一个国家阻挡不了。当然服务业贸易和农产品贸易是我们比较头疼的问题。这和很多人的判别断不一致事实上多们的服务是严重落后的，制造业调整的幅度比服务业要小得多，制造业产品增不了美国，可以去印度。最近到印度去考察，印度的私人家庭几乎都有中国生产的家用电器，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当然这里有个梯度问题，正如中国的家庭几乎都有日本的家用电器或使用日本家电技术制造的产品。前一段国家领导人到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争取更大的回施余地，实行转移贸易，如打桥牌，增加几张好牌回旋余地大一些。为了服务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我们需要加入ＷＴＯ，为了加入ＷＴＯ，为了按ＷＴＯ法稳定运行，我们必须完善贸易体系，包括贸易政策。这是未来五年要做的重要事性，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强化我们的贸易基础。日本政府和企业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如何强化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更不应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