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印度反倾销局就中国出口生丝反倾销调查案举行听证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携四川丝绸、广东丝绸等几家企业代表及代理律师已于2月底飞赴印度应诉。
　　共有17家从事生丝出口的国内企业参与了此次应诉，涉案金额1.6亿美元。“我们会全力争取胜诉，但最终什么结果目前还很难断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王宇说。

　　祸起内耗
　　2002年7月17日，印度反倾销局发布公告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生丝价格远高于出口到印度的价格，印度国内相关行业已受到损害，因此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桑蚕生丝正式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调查期自2001年4月1日至2002年3月31日。
　　40天之后，初裁结果很快下来：生丝出口最低限价33.19美元／公斤，与国内出口企业实际价格（含关税约24美元／公斤左右）相差约10美元。
　　“事实上我们没有倾销，但要证明这一点却很难。”四川丝绸进出口公司丝绸进出口部副经理陈文对记者说，“因为生丝的价格一直在跌，有时甚至一星期内每吨跌一万元，除非购进后立即卖出，没有库存，否则卖的时候肯定是亏的。”她所在的四川丝绸集团是目前国内对印度年出口生丝最多的企业。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去年1月～10月，对印度丝类出口量8053吨，总金额1.2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加21.62％和减少5.94％，出口量增价跌明显。而从统计看，丝类出口并未受印度反倾销调查影响，下半年继续呈增长势头，1月～10月累计出口量占我国丝类出口总量约40％。
　　“茧丝是我国惟一能够垄断国际市场的出口产品，可是因为国内市场供大于求，加上日本、意大利等国市场需求萎缩，只有印度市场需求量相对较大，我们的企业蜂拥而入，玩命压价，结果把中国垄断的产品做到了大家亏本、被诉倾销的地步！”王宇遗憾地说，“我国生丝出口占全球总量的80％，却控制不了国际生丝市场的价格。”
　　广东丝丽国际集团金斯达有限责任公司是广东丝绸集团旗下专事对印出口生丝的一间公司，但公司董事长梁国基称在这次贸易纷争中，损失并不太大。“一方面我们出口的主要是不受限制的2A以上等级丝；另一方面集团总部领导去年初就有指示，生丝的操作手法要变，手中有货就抛，出手要快。”梁解释说。
　　不过对陈文来说，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由于印度反倾销案仅要求调查2A级及其以下标准的低档和中档生丝并针对其征税，导致中国出口印度3A以上等级生丝骤增。今年年初，印度中央丝绸局开始置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出具的商检证于不顾，要求本国海关将进口中国3A、4A等级生丝拿到中央丝绸局抽检。由于抽查结果被重新确定为A级甚至B级，四川丝绸至今仍有几批货被迫滞留在印度海关。
　　陈文对终裁结果也并不乐观：印度近年来致力于蚕桑发展，希望在两三年内实现自给自足，而中国蚕桑成本下降对印度是很大的威胁，一旦放弃设限，其本国的发展机会将很少。“要想完全改变初裁结果恐怕很难，惟一有希望的是，裁定的到岸完税价能够有所下降”。

　　产业链危机
　　根据中国丝绸协会提供的资料，去年是国内丝绸业缩水幅度最大的一次，国有丝绸企业亏损面扩大至半数；与此同时，丝贱伤农，以全国最大的蚕茧产区浙江省为例，去年春茧平均收购价格同比下降31.79％，中秋茧平均收购价格更下降近50％。在绍兴、湖州等地，由于蚕茧价格持续大幅跌落，严重挫伤蚕农积极性，一些桑园被弃管抛荒，桑田面积也一再萎缩。
　　“尽管大家都在经历阵痛，但这未必不是好事。”陈文说。丝绸业走到这个地步，根源就是“多头管理”：由于丝绸生产经营的单向性和单一性，各环节联结紧密，客观上要求一体化管理，但我国目前对丝绸业的管理是分部门进行的，横跨农工商贸等几个环节，部门之间的摩擦和利益矛盾直接影响到丝绸业整体发展。
　　而要解决农工贸三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矛盾，现在正是机会，从农业到工业都要转变观念———压缩产量，要靠质量而非数量在市场上取胜。
　　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整个产业链的相关环节运行衔接不畅、发展带有一定盲目性，行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生产环节都存在过剩问题，蚕种退化、茧质下降、设备落后、出口生丝品位上不去等问题，也在困扰行业本身的同时影响到市场。

　　绍兴会议
　　2月21日至22日，纺织品入世法律培训研讨会议在浙江绍兴举行。令主办方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没料到的是，这次封闭式研讨会得到了企业空前热烈的响应。
　　“这是商会自198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法律专题的研讨和培训，也是到会率最高的一次会议，甚至以前有关配额的到会率都没这么高。”负责此次会务工作的商会法律部副主任王涛说。
　　过去一年，中国纺织业出口遭遇的各种贸易壁垒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入世议定书中有允许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单独保障措施的承诺，因此，现在不少成员正加强对中国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
　　一些试图与中国建立长期生意伙伴关系的国外进口商也为此担心，他们不愿将其商品的供货渠道全部押在中国身上，因为中国最易成为贸易壁垒的靶心。
　　“这么多年来，我们和美国的生意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但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生意一直做不大。”上海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长根对记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上请来了福莱GPC公司副总裁唐纳德·约翰逊（C.DonaldJohnson）和两名欧美资深律师作主题演讲。唐纳德1998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贸易部首席纺织品谈判代表和大使，同时，他是克林顿政府所有贸易协定中涉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方面的首席顾问。
　　唐纳德指出，中国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亟待确立对全球的整体出口策略，以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贸易纠纷。他还强调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你是正确的、符合规则的，就一定不会遭受损害。”
　　“这次会议主要是分析2005年之后美国、欧盟的贸易政策走向，帮助企业提供应对之策。”王宇说，“配额制度2004年之后就要取消，欧盟、美国可能出台很多替代数量限制的措施，现在进口商已开始向我们的企业要‘安全证书’、‘生态标签’等。已经习惯的游戏规则接下来就要改变。”
　　他指出，取消配额对纺织业来说更多是象征性意义。商会一直提醒企业不要盲目乐观，原来还有固定渠道固定数量出口，随着入世后外贸管理体制日渐宽松，参与企业鱼龙混杂，有很多潜在危机，一旦对方抓住把柄实施市场限制，可能还不如配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