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我们期待着 APEC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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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1-10-07 17:19:00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1990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欢迎中、台、港三方尽早同时加入APEC。经过反复磋商，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就中、台、港三方加入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我作为主权国家，台、港作为地区经济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的名称（香港于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同时加入APEC。1991年11月12日，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我国和中国台北、香港作为APEC新成员首次与会。
APEC对我国的重要性可从四方面看：
第一，从几个简单数字看，APEC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25亿左右）；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分别为世界总额的55％和46％：我国近80％的对外贸易和93％的外资（1991年）来自这一地区。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借APEC活动在经济上巩固和发展这一局面。
第二，从地缘政治上看，我国东南周边国家几乎都是APEC成员，现在又加上了北部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南边的越南。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东盟均是APEC的创始成员。我国可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政治上为我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服务，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趋利避害。
第三，从经贸合作方面看，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既向我国提出了挑战，更向我国提供了机遇，对我国加深和加快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好处，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同国际经济有条件和有步骤地接轨，既从中受惠，又为寻求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必要和可能的贡献。
1999年，我国与APEC其他20个成员的贸易额高达270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贸易总额的75％。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外其他都是APEC成员，即日本、美国、中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台北、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在吸引外资方面，1999年，我国新签合同外资金额412亿美元，实际利用404亿美元，其中来自APEC成员的投资分别达309亿美元和31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新签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75％和77％。
第四，从政治地位上看，我国在APEC是平等的成员、重要的伙伴，处境比在世贸组织更佳。根据“平等伙伴关系”和“协商一致”原则，任何成员如欲推行某一动议，都必须寻求———或者说都少不了我国的合作，都必须考虑体现权利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平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或施加我们独特的影响。
正因为对我国的这些重要性，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APEC，抱着严肃、认真和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作出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投入，为APEC的健康发展出了很大的力，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同APEC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APEC是大家庭，“家和万事兴”
APEC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健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坚持了官方经济论坛性质和“大家庭精神”。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东亚地区的迅猛发展和崛起，靠的并不是经济集团，更不是政治或军事安全集团，靠的是改革开放和合作，以及互通有无，优势互补。APEC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它要的不是“共同体”之类的集团，而是作为官方经济论坛的“大家庭精神”。只有这种经济论坛和“大家庭精神”，才有可能把APEC的巨大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和互需性，才能引导APEC实现平等伙伴关系，区别对待，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APEC不是“共同体”性质的，但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家庭”，也需要有一种“大家庭精神”。这种“大家庭精神”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APEC方式”。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它对保证APEC大家庭的和睦与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家和万事兴”，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和处理问题，APEC就“兴”，不论是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还是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事情都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比较快。反之，一旦要偏离“APEC方式”，矛盾马上就激化，吵得不可开交，事情就很难办，问题也不好解决。
当然，APEC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分歧牵涉到APEC的基本性质、发展方向和各成员的根本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考虑和处理方式。从更大的范围看，实际上也牵涉到后冷战时期，应该鼓励和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如APEC要不要改变它作为官方论坛的性质，超越经济，扩大参与范围，使“大家庭精神”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APEC是继续发挥“引导方向的作用”，还是演变成一个谈判场所：APEC的运作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否要继续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还是搞“二十一减X”、“灵活的协商一致”、“实质多数”。
APEC今后能否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走向何方，主要要看如何处理和解决以上这些为各个成员都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
期待“上海精神”，交出完美答卷
经过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及过去三年的总结、反思和调整，APEC成员对今年领导人上海会议普遍寄予较大的希望。“磨刀不误砍柴工”，已经磨了三年的刀，也砍了不少的柴，现在刀更快了———成员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共识，今年又恰逢新世纪的第一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急需应对，APEC理应有更大的收获，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和起点，发展得更快一些，内容更丰实一些。APEC领导人上海会议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向亚太地区人民交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APEC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APEC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的一件大事。APEC成员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的本身就是对我国的一种信任和支持。这是客观有利因素。我国今年开始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正在加深加快改革开放，认真准备入世，迫切需要国际、特别是地区的和平、合作与发展，对这次会议自然也寄予厚望，希望作出新的贡献。但APEC现存的问题也不少，有些是带有根本性的，不可能一次性解决，还是要既积极又实事求是，力争抓住机遇，有较大作为和新的突破，可是也要准备务实和诸多平凡。
要争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内涵，并强调———至少我们这么希望的———“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家庭”是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的首创，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不同，甚至还有点勉强；“APEC方式”是江泽民主席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举，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点勉强。《苏比克宣言》第一次将二者有机联结起来，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主要内涵，如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强调开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集体决定战略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制定达标计划等，都可见之于APEC历次声明和宣言，都是各成员早已有过的共识。现在要争取的是，进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机联结起来，界定清楚，正式写进《上海宣言》，体现一种“上海精神”。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时代对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呼唤衬托着上海会议。我们热切期盼APEC“上海精神”的诞生。希望在APEC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中，少看到一点霸气———没有更好，多看到一点“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将是APEC的福音，也是新世纪的福音。
《国际金融报》 (2001年10月07日第一版)
1990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欢迎中、台、港三方尽早同时加入APEC。经过反复磋商，1991年10月2日，中国同APEC就中、台、港三方加入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明确我作为主权国家，台、港作为地区经济分别以“中国台北”和“香港”的名称（香港于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同时加入APEC。1991年11月12日，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汉城举行，我国和中国台北、香港作为APEC新成员首次与会。
APEC对我国的重要性可从四方面看：
第一，从几个简单数字看，APEC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25亿左右）；生产总值和贸易额分别为世界总额的55％和46％：我国近80％的对外贸易和93％的外资（1991年）来自这一地区。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借APEC活动在经济上巩固和发展这一局面。
第二，从地缘政治上看，我国东南周边国家几乎都是APEC成员，现在又加上了北部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南边的越南。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东盟均是APEC的创始成员。我国可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政治上为我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关系服务，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趋利避害。
第三，从经贸合作方面看，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有利于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既向我国提出了挑战，更向我国提供了机遇，对我国加深和加快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都有好处，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同国际经济有条件和有步骤地接轨，既从中受惠，又为寻求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必要和可能的贡献。
1999年，我国与APEC其他20个成员的贸易额高达2709亿美元，占我国当年贸易总额的75％。在我国十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外其他都是APEC成员，即日本、美国、中国香港、东盟、韩国、中国台北、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在吸引外资方面，1999年，我国新签合同外资金额412亿美元，实际利用404亿美元，其中来自APEC成员的投资分别达309亿美元和312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新签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75％和77％。
第四，从政治地位上看，我国在APEC是平等的成员、重要的伙伴，处境比在世贸组织更佳。根据“平等伙伴关系”和“协商一致”原则，任何成员如欲推行某一动议，都必须寻求———或者说都少不了我国的合作，都必须考虑体现权利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平衡。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或施加我们独特的影响。
正因为对我国的这些重要性，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APEC，抱着严肃、认真和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作出建设性和实质性的投入，为APEC的健康发展出了很大的力，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同APEC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
APEC是大家庭，“家和万事兴”
APEC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健康，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坚持了官方经济论坛性质和“大家庭精神”。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东亚地区的迅猛发展和崛起，靠的并不是经济集团，更不是政治或军事安全集团，靠的是改革开放和合作，以及互通有无，优势互补。APEC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它要的不是“共同体”之类的集团，而是作为官方经济论坛的“大家庭精神”。只有这种经济论坛和“大家庭精神”，才有可能把APEC的巨大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和互需性，才能引导APEC实现平等伙伴关系，区别对待，逐步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APEC不是“共同体”性质的，但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家庭”，也需要有一种“大家庭精神”。这种“大家庭精神”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APEC方式”。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它对保证APEC大家庭的和睦与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家和万事兴”，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和处理问题，APEC就“兴”，不论是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还是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事情都进展得比较顺利，也比较快。反之，一旦要偏离“APEC方式”，矛盾马上就激化，吵得不可开交，事情就很难办，问题也不好解决。
当然，APEC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分歧牵涉到APEC的基本性质、发展方向和各成员的根本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考虑和处理方式。从更大的范围看，实际上也牵涉到后冷战时期，应该鼓励和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经济秩序。如APEC要不要改变它作为官方论坛的性质，超越经济，扩大参与范围，使“大家庭精神”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APEC是继续发挥“引导方向的作用”，还是演变成一个谈判场所：APEC的运作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否要继续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还是搞“二十一减X”、“灵活的协商一致”、“实质多数”。
APEC今后能否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走向何方，主要要看如何处理和解决以上这些为各个成员都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
期待“上海精神”，交出完美答卷
经过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及过去三年的总结、反思和调整，APEC成员对今年领导人上海会议普遍寄予较大的希望。“磨刀不误砍柴工”，已经磨了三年的刀，也砍了不少的柴，现在刀更快了———成员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增加了共识，今年又恰逢新世纪的第一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急需应对，APEC理应有更大的收获，开始有一个新的突破和起点，发展得更快一些，内容更丰实一些。APEC领导人上海会议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向亚太地区人民交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APEC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APEC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的一件大事。APEC成员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的本身就是对我国的一种信任和支持。这是客观有利因素。我国今年开始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正在加深加快改革开放，认真准备入世，迫切需要国际、特别是地区的和平、合作与发展，对这次会议自然也寄予厚望，希望作出新的贡献。但APEC现存的问题也不少，有些是带有根本性的，不可能一次性解决，还是要既积极又实事求是，力争抓住机遇，有较大作为和新的突破，可是也要准备务实和诸多平凡。
要争取初步界定和完善“APEC方式”的内涵，并强调———至少我们这么希望的———“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家庭”是美国当时总统克林顿的首创，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不同，甚至还有点勉强；“APEC方式”是江泽民主席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创举，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APEC成员的赞同———虽然程度也有所不同，甚至也有点勉强。《苏比克宣言》第一次将二者有机联结起来，提出“要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这是一致同意的。江主席提出的“APEC方式”主要内涵，如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强调开放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集体决定战略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制定达标计划等，都可见之于APEC历次声明和宣言，都是各成员早已有过的共识。现在要争取的是，进一步磋商和完善，使之有机联结起来，界定清楚，正式写进《上海宣言》，体现一种“上海精神”。
APEC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APEC。时代对和平、合作和发展的呼唤衬托着上海会议。我们热切期盼APEC“上海精神”的诞生。希望在APEC未来的合作与发展中，少看到一点霸气———没有更好，多看到一点“APEC方式”和“大家庭精神”。果真如此，那将是APEC的福音，也是新世纪的福音。
《国际金融报》 (2001年10月07日第一版)
